民族的起源：民族的过去？
首先要感谢贤文的赠书之情；也正因为您的如此推崇，我才严严肃肃、端端正正地精读了这部传世经典：《想象的共同体》。我在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听老师介绍过它，不过是哪位老师我已记不清，只知道它与人类学有太大的关系。如今细翻，才知它是一部伟大的历史人类学作品。
全书通篇没有提及什么理论，所用的核心材料大部分也是二手的研究著作，但竟可以得出如此惊世骇俗的结论，足以见得作者本尼狄克特·安德森（下文简称安德森）的洞察力——和他的哥哥佩里·安德森一起，树立了20世纪社会科学界的两面路标性的旗帜。
安德森首先介绍民族国家产生以前的历史（第二章）。这“前民族”的历史中，有三大文化根源：宗教共同体、王朝制政治体系和时间观。这些根源其实是前民族时代人类的思维习惯和心态状况（mentalities），我们若要对前人抱以“理解之同情”，最关键也是最难的就是了解并学习古人如何思考。其中，“王朝”意味着主权是放射状分布的，而现代的“国家”意味着主权是平均分布在领土各角落的。其次，宗教共同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共通的经典、仪式和朝圣可以超越语言和外貌而使共同体得以形成。第二，宗教经典所使用的语言具有神圣性，也是共同体的基础。第三，宗教的信仰过程使得人们没有现代人很容易理解的时间观，进而是历史感。比如说，前人无法理解“同时”或“同时进行”，也无法理解耶稣的时代与13世纪有什么区别——这可以从被“当代化了的”宗教宣传艺术中看出来。安德森认为，必须等到这三个文化根源被破除或者衰落以后，“民族”起源和散布的基础才能得以建立。
那“民族”的基础是什么呢？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印刷术成为民族起源的最重要基础之一（第三章）；同时，印刷术也对前民族时代的某些“文化根源”有破坏的作用。可以如此解释：资本主义是逐利的，所以一旦它涉足印刷业或者说出版业，便会改变原先书籍出版的面貌：用拉丁文写作的书籍读者较少，而用俗语（vernacular）写作的书籍读者较多，那么资本家自然会选择投资用俗语写作的书籍。不但是资本家，在宗教改革时代，新教主义者选择了正确的对抗天主教的方法：翻译并印刷用俗语写作的宗教宣传品。这就带来了三个后果：宗教上，新教迅速取得了大量信众，天主教无法再将其压制；语言上，俗语被大量的、可复制的印刷品统一并固定了起来。也就是说，原先有差异的各地方言，现在被印刷品所“标准化”了。第三个后果是时间观方面的。资本主义印刷品之一的报纸在每天固定的时间被大量读者阅读，这是一种新的“晨祷”仪式。而报纸的内容呢？在同一版面上所列出的各条新闻中人物，也许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并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但是如今读者能够想象，在报纸标题旁所印的“日期”中，这些人干了这些事。本来彼此无关的人们和事件，因为报纸，被人们理解为有紧密的联系：为什么它们被排在一起？因为它们发生在同一天，因为它们发生在同一地。于是读者就通过阅读报纸，想象出了一种“同时性”。
在第四章至第七章中，安德森依时间顺序论述了民族主义的四种起源：
第四章、18世纪南北美洲的民族主义
第五章、19世纪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
第六章、官方民族主义
第七章、二战后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
安德森将南北美洲的民族主义称为“先驱者”，认为新世界的民族国家是旧世界和亚非民族国家的最初的模型。第四章中较多地谈了南美洲民族主义的起源。首先探讨民族主义者的身份为何是惧怕下层阶级运动的旧世界移民的后代。作者提请我们注意这些移民的“后代”身份，正因为这点，他们被母国政府视作与母国出生者不同的人。之后，安德森提出了本书第二个核心概念：朝圣之旅（第一个核心概念是“印刷资本主义”）。它的意思是，移民后代不管出生在新世界的什么地方，不管所受的教育如何，他们在官僚系统中的流动终点必然不出殖民地，即无法“回到”母国效力。在仕途中，他们发现自己的许多“旅伴”和自己有着一样的命运，因此这些旅伴就成了和自己同类的人，成了“想象的共同体”。另外，第四章也提出了几个不那么重要的、但也发生影响的南美洲民族主义起源的背景：启蒙思想的传播；母国对殖民地的压榨；最后形成的民族国家与殖民时代的母国的经济控制范围基本上重合。
在述及旧世界的第一波群众性的民族主义浪潮时（第五章），作者认为，首先是新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成为了旧世界运动的模型。安德森在此使用了“盗版”一词，认为南北美洲之后的所有民族主义都是美洲海外移民先驱性的民族主义的“盗版”，也就是既以之为样板，又对其加以改造。由于官员的“朝圣之旅”在欧洲各地并不成为问题，所以语言才是第一波群众民族主义的动力。在此，“印刷资本主义”再次被强调。安德森类比说，启蒙时代的学者阅读中世纪以俗语书写的手稿时会有较大的困难，而我们在阅读18-19世纪的印刷品时就没那么难了。这显然是拜印刷品对语言的固定化作用所赐。语言既固定并统一，那么俗语辞典的编纂、识字率的提高、俗语文学的被提倡、语言学的学术化就是自然的事情。以希腊为例，民族主义者所要做的是“重新发现”那已经遭到遗忘了的光辉的过去，其中就包括希腊语，于是现代希腊语诞生。而新世界的海外移民却从来没有语言问题，他们所说的是母国的而非土著的语言，他们在建国时不会提到荣耀的往昔——他们是在建立一种断裂。关于这点，第十章还要补充说明。
“官方民族主义”（第六章）是安德森提出的第三个核心概念。它指的是一种畸形体：统治阶级既想顺应民族主义潮流，又想保证王朝制度的合理性。作者以俄罗斯的个案为典型，并将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目的推行民族主义政策的过程命名为“俄罗斯化”。官方民族主义有成功的（统治阶级获得了最大好处），以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为例。也有磕磕碰碰的，以奥匈帝国为例。官方民族主义首先尽可能地以各种手段将帝国臣民都归入到一个范畴之中，如俄罗斯民族、大和民族等；其次则以给民族争取利益为借口，向外行帝国主义扩张之能事。
东南亚和非洲在20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七章）被安德森认为是旧模型与官方民族主义的结合。这时的“旧模型”不仅包括南北美洲的运动，也包括旧世界19世纪的群众民族主义。作者强调殖民政府的教育体系在“旧模型”散布中的关键性中介作用，认为只有这种以母国为中心的教育内容，才是灌输民族主义“成功案例”的媒介。不仅如此，殖民地内还包括了两种“朝圣之旅”，其一过去已经论述过，“本地人”绝大多数的仕途终点是殖民地统治中心。其二乃是殖民教育体系内学生的“朝圣之旅”：最高学府设在殖民地的中心城市，只有很个别的人可以去母国接受高等教育，而后者最终也只能回到出生地任职。另外，“印刷资本主义”在此得到了升级。也就是说，不仅只是报纸，如今无线电广播成了更有力的共同体的想象媒介。
这里的“官方民族主义”是作者在修订版的第九章中补充论述的，它共有三个方面：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人口调查不同于以往的以税收和征兵为目的的对成年男子或者“户数”的调查，而是将老年、妇女和儿童包括在内的全面调查，其目的是把这些人口归到数个调查专家所想象出来的类别（XX人、YY人、ZZ人、其他）中去。于是，被归到“XX人”的那位居民，真是要到调查结果公布之后才知道自己是XX人，而且是这个殖民当局统治领地内的XX人。也许A殖民地的XX人到了B殖民地的人口调查结果中就成了YY人。而且，XX人必然是一个复数集体，名字是A的XX人和名字是B的XX人在殖民当局那里没有区别，他们和C、D、E……的XX人共同组成了一个集体的XX人。
至于地图，首先是体现殖民者势力范围的工具，比如说涂上特定的颜色以示与其他势力范围的区别。这是“民族国家”“国界”的最初想象。其次，地图可以被简化、被抽象化，可以根据需要抹去一些无关的信息。比如可以简化为只剩一个形状，因为要将其作为logo来使用。成为logo以后，它就具有了固定性和可复制性，成了共同体想象的基础之一。
“博物馆”是安德森对殖民当局考古工作、古迹修复、古迹旅游开发工作的代名词。作者认为，殖民当局对殖民地内的古迹所进行的考古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科学的目的。首先，考古工作的主持者可能并非土著，说明殖民者的高人一等，只有他们才能保护已经堕落的土著所无法保护的祖先的光辉。其次，实际上，殖民当局并没有复兴土著祖先荣耀的目的；因为他们将发掘出的古迹修建为旅游胜地或者博物馆，而不会在古代的庙宇中恢复逝去的宗教仪式，而且他们会把不同宗教（彼此可能冲突）的古迹同时标注在旅游指南之类的介绍性出版物中。再次，成为博物馆的古迹也会被做成logo，其作用如前所述。总之，20世纪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旧模型和官方民族主义合力的结果。
第八章本是作为前七章的附论出现的。在这一章中安德森说了两个问题。首先是民族主义之中爱国情感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文学中，很少见到有对民族主义的厌恶的话语。这是因为，“民族属性”是人出生以后不能改变的（我认为这点最重要），也是不带有什么利害关系的，除了少数统治阶级利用民族主义行不义之事的情况，各阶层、各阶级都能在“民族”的旗帜下站在一起，为之牺牲。另外，由于语言在想象民族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再次考察了语言与爱国情感的关系：语言可以被学习——是开放的，但学习语言是需要时间和能力的——是封闭的。民族从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封闭的、排外的，绝大多数人不能随意地通过改换语言来改换自己的民族属性。
第八章论述的第二个问题是区分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安德森认为，种族主义是就民族内部而言的，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某一阶级针对另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当一个阶级需要压迫另一个阶级时，就有可能通过表面上的民族主义、实质上的种族主义来行动。另一方面，种族主义也可以是跨民族的；如来自不同民族的白种人之间就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白种人作为殖民者在殖民地如同贵族；母国的正规军与殖民地的“伪军”完全属于两种不同的风格。
第十章也是补充论述。首先谈及新兴民族国家内会出现与母国的对应之物，比如说在母国旧地名上加一“新”字以示平行。作者认为，新国家人民并非想要取代母国，而是表明自己与母国之间的平等的地位，表明自己与母国有一定的亲缘关系。这可以解释：（一）为何美国在一段时间以后可以与英国修好，结成坚实的同盟关系；（二）为何中国的海外移民与阿拉伯的海外移民无法形成新的民族国家。第十章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民族的过去”问题，这涉及到史学史。美国人从不提及自己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现代希腊共和国却强调自身与古典世界的渊源。这种区别在史学史上表现为，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作者尤其强调后者）是一次大断裂，由于其“模型”的意义，所以也形成了民族主义运动史的模式，甚至是“民族史”这一新兴事物的模式。这就涉及本章第三个问题：如何书写“民族独立”之前的“民族史”？这十分吊诡。作者引用法国史学家Michelet的话：我们必须要已经遗忘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我们要忘记历史事件的真相：那时本没有民族；我们要记住：这些历史事件是属于“民族的”，其参与者都是同一个民族的兄弟姐妹。
幸好，历史书写之中有一种被称为“因果关系”的东西。如事件A、事件B、事件C的时间顺序是：
事件A 事件B 事件C（民族解放/独立）
1200年 1700年 1900年
————————————————→
其中只有事件C是发生在民族独立以后，事件A和B可以说实际上都与“民族属性”关系甚小，但我们可以认为三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从而书写出一个连贯的民族史，而这一民族史的思考方式是向前追溯的：（罗大师的“倒放电影”式的历史写作方法）
事件A——(导致了)—→事件B——(直接影响了)—→事件C
（结论：事件A是民族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对于我的具体研究工作而言，“不列颠民族”在近代早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观念？都铎时期的历史书写究竟是在为“民族”，还是在为“王朝”？这是《想象的共同体》引发的思考。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