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社会学大家的吉登斯，肯定不是一位激进的学者。从他的一些代表作的书名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超越左与右》、比如名气更大的《第三条道路》。同时，我认为，他也是一个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社会发展前景充满乐观的人。虽然他提到未来社会时，使用的三个关键字分别是：全球化、传统、不确定性。
近十年来，在他作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首席顾问兼“精神导师”（布莱尔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这一点）而进行“实际操作”之前，他就为西方社会（不只是英国）提出了“超越左与右”的“理论药方”。这是一份有六点框架性建议的解决方案，包括：
1、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团结；
2、摆脱解放政治，建设生活政治；
3、用能动性政治解决国家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
4、发展对话民主和情感民主，对民主体制进行民主化；
5、改革福利国家，把福利依赖转变为积极福利；
6、在各个领域中消除暴力。
其中，他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可操作建议，就是“对话民主”。----“对话民主不是自由民主的延伸，甚至也不是它的补充；不过从一开始，它就创造了社会交流的形式，这可能对重建西方社会团结是一个实质性（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贡献。”
对话民主得益于近年来在西方颇为流行的“审议民主”。就是通过广泛讨论，达成政策共识的民主，范围更是正式的领域。与其相比，“对话民主”的范围更广，而且，更为重要的不是达成共识，而是自由表达和相互理解，保持多样性。
吉登斯认为，除正式的政治领域，对话民主也在以下四个领域中取得了进展：
1）个人生活领域。包括婚姻、性关系、友谊、亲子关系、亲属关系等的民主化。
2）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领域。虽然这些团体或活动，从目的上不是民主的，但是它们为公众打开了更广的讨论和对话空间。
3）组织内部的民主化程度发展了。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行政领域，组织内部并没有出现高度的官僚化，更重视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4）在全球秩序中，不仅出现了民主机制而且对话机制也取得了重大发展。对话成为了解决国际问题的重要方法，这为各种文化、传统等之间的沟通和相互了解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