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我们中国是一个最重视思想教育的国家了。
十六年前，我去香港参加香港书展，那时香港在英国管辖之内，当然是地道的资本主义。书展之余，我们去参观商务彩印中心，其中业务部是个一百多平米的大办公室，二十多业务人员都在这个屋子里办公。我们几十人突然进入，没有人起立欢迎，也没有人向我们示意，他们仍都旁若无人地在自己四五平米的小格子里埋头忙着各自的业务，有相当多的人在那里打电话，但大屋里却寂静无声，根本看不到聊天、吸烟、喧哗、做私事、吵架一样打电话那些现象。我向陪同参观的副总经理请教（他是上海新华印刷厂去的彩印中心），问他用什么办法让手下员工如此自觉卖力地工作？他说，从内地到香港，再深的感受是，内地单位和企业是用嘴管人，香港是用经济制度管人，内地一天到晚开会作报告，搞不完的学习教育；香港企业在员工中倡导什么，反对什么，奖励什么，惩处什么，都体现在工资袋里。
我们说着走进了彩印车间，我发现正常的海德堡四色彩印机一台四个工人操作，有一台却三个人在操作。我问副总那台机为什么只三个人。副总跟我说，其中一个工人辞退了，他跟那三个工人谈，问他们三个能不能顶起来，如果能顶起来，他就把那个人那份工资加到他们三个人头上，那三个工人说能顶起来。他说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工作。
十六年过去了，内地改革开放了，经济也发展了，我们管人的方法怎么样了呢？应该说思想教育似乎也有了非常大的改进。但就整体而言，我们的思想教育仍然沿用着开会、报告、学习、说教上，嘴上说得天花乱坠，纸上写得文采飞扬，但社会风气依然如故。党风一整再整，典型一学再学，书和文件一堆堆地发，就是不见成效。说句实话，形式主义遗风仍很严重，党风不见好转，世风不能说日下，但就现在迎奥运的首都而言，流氓仍到处偷窃、抢劫、滋事、行凶，见死不救的围观者如潮似涌当景看，当事者受伤受害无援无助又无奈，流氓们逍遥法外无人问津，借奥运之风提高国民素质的愿望仅仅只是愿望，见效甚微。问题在哪？法制是一个方面，从思想教育的角度看，我以为我们历来重“言教”，轻“身教”。
老子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道德经》第四十三章）
无为，柔弱胜刚强，是老子哲学思想重要核心。他认为不用语言教导别人，不用表现给人看的行为去做事的好处，天下很少有哪种东西能赶得上。
孔子也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默默地修身而有所成就，不必用语言而能取信于人，依靠的是自己的德行。
“不言而信”与“不言之教”一个意思。“不言之教”不是“不教”，而在“不言”。不用语言教导别人而教人，那就只有用自身行为去感化别人，也就是“身教”。“十年浩劫”已给我们民族太多教训，够我们几代人总结。我们为何不引以为鉴，换一种思维，听取一下先辈圣人的教诲呢？不妨来个转变，来占真格的怎么样？那将会如何？
重言教，更重身教。长期来，我们一直有重视言教，忽视身教的倾向。报告一讲几个小时，会议一开一周半个月，层层学习，层层贯彻，所用时间难以数计。层层下去检查，层层向上汇报，仍旧是开会、讲话、讨论。究竟有多少成效，上下心里都明白，只是都愿意说好，不愿意说不好罢了。谁都明白，开会绝对开不出小康社会来，小康只有靠双手干出来。同样，良好的社会风气靠说教说不出来，要靠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才能实现。但我们似乎都在自欺欺人。
为何大家都重视“言教”，而忽略“身教”呢？要害还在“言教”容易，“身教”难。
干部知识化之后，论说，谁都可以夸夸其谈，而且都会说得头头是道，要是嫌中国话不时髦，还可以来几句英语。但是，凡事要干部带头先做起来，尤其要领导干部带头先做起来，就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这不仅要能力，还要有精神和品格。那我们为什么在选拔干部这个问题上，扩大民众的权利呢？把焦裕禄、孔凡森式的干部尽早推到关键岗位上，不要等死了之后再学习宣传。
干部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孔夫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第十三）
干部的自觉行动是无声的命令，干部自身不正，如何端正别人，这个道理不只孔夫子知道，普通老百姓都知道。
人心都是肉长的，老百姓的心最善良，最容易被感动。这次汶川地震，总书记和总理身先士卒奔赴抗震救灾第一线关怀灾民，立即感动了全国人民的心。这就是无声的命令，全国万众一心，抗震救灾，支援灾区，重建家园，感动了我们自己，也感动了世界人民。但是，我们各级领导又如何呢？不出现灾情又如何呢？是不是也能有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节总关情。” 这样的亲民情结？
教育者先受教育，为人师表。教育者当然包括老师，但不只是老师。我们的大小干部、从事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人都是教育者。这次抗震救灾中许多老师，许多基层干部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在支援灾区赈灾捐款中，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也看到了民众对教育者的要求。有些原来口碑不怎么好的明星大腕，一次巨额捐款，立即在民众中改变了形象。而一些原来红得发紫的明星，因捐款数额过小，招来一片骂声。
当新闻媒体报道马英九个人捐款20万台币（合人民币5万元左右），接着报道陈水扁等人个人也捐款20万元台币，就这么一则消息，老百姓便交口称赞，可见“身教”的影响威力，这在老百姓心中产生多大影响？
在这里我不由得想，明星们捐款数额公布了，名牌企业捐款数额公布了，连外资企业捐款也公布了，这些数字的公布，在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试想，要是把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捐款数额也公布一下多好啊！要是把他们捐款的数额也公布一下，对转变党风，树立党和政府在民众中的良好威望，我看比做十次报告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