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认为：“士已从固定的封建社会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士无定主’的状态，这时社会出现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他们以‘仕’为专业，然而社会上并没有固定的职位在等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便有了‘仕’的问题。”“仕”的本义乃是“士”在其“位”（即士人），而恰恰只有“不在其位”，才有“仕”的问题。我们本能地把“仕”等同于“为官”（仕宦），这多少是中国历史内部权力异化后的印象，“仕”被简单地理解为“如何获得其位”，而“位”又进一步成为权力的象征，“学”与“仕”便如同一根不断拉紧的橡皮筋，“仕”成为异化的权力，而它的异化，同时也改变着“学”的最终目标。难怪于宋真宗赵恒的那首《劝读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常向窗前读。“这首诗罗列种种”学“的好处，是各种权力（势）想象的叠加，最终归结到”五经“（学）上面，”学“成为致”仕“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仕“成为”学“的终极目标，这样一来，目的和手段分化，在”士“的传统的背面，也同时伴随着一个”仕“的潜流，”仕“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实现理想的最现实的出路。
此书对于研究官本位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