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中《金瓶梅》的是与非
引言
传播在中国，已有悠悠数千载的历史，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却只有短短二十余年的历程。二十余年间，中国的传播学者不但孜孜致力于将西方传播学请进国门，而且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颇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学学者也积极投身其中，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加以梳理，从中整理出中国传播学思想的萌芽和精髓，为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做出开拓性的积极探索。撰写此文期间，欣闻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曹萌教授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以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指导，采取文献整理方法，以历史时间顺序为线索，按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行为、传播方式、传播目的、传播思想、传播类型等类项分别收集、整理和编纂古代文学资料，精心编辑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汇编》即将付梓，论者在此很是为古老的古典文学与年轻的传播学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次牵手欢呼雀跃。
《金瓶梅》在历史上曾被列为禁书并惨遭销毁的噩运，但仍能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有其独到的传播学特征。既往学界对于《金瓶梅》的研究大多注重于作家作品的考察和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着眼于它的本事来源及其影响等，而从传播学角度对其研究则用力不多。近年来，我国文学界的小说研究视野，日益有局限于细琐的本事源流考证、或是拘泥于主题学式人物脸谱素描的现象，其气度和格局均远较三四十年代来得窄小。论者有感于此，试图从传播学的视角考查其价值，尝试性地从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式出发，运用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对《金瓶梅》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过程进行简要勾勒，描述和说明《金瓶梅》的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以及对传播起重要作用的辅助性因素和传播思想，并企盼在此基础上找寻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共性因素，从而揭示出其中所蕴涵的与文学发展、文学传播、文学繁荣有关的规律性现象和理论，以期对目前及今后我国文学传播活动有所启示。这是传播学中国化的一种探索，也是论者为传统文化复兴献上的一炷心香。
一、《金瓶梅》的作者之谜是其传播的动力之一
传播者，指传播内容的发送者，是信息传播链条的第一个环节，也是传播活动的第一要素和最活跃的要素。[1]传播者主要解决“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的问题。因此，传播者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过程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数量和流向。传播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在《金瓶梅》广泛传播的长廊中，主要的传播者包括作者、书商、改编者和部分读者等。
作者问题是《金瓶梅词话》的热门话题。《金瓶梅》自1589年至1593年创作问世以来，历代诸多学者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探讨《金瓶梅》的诞生地和作者，时至今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国内外学者的论说不下三十种，可概括为两大类，即：一是文人独立创作；二是说话艺人历代累积集体创作。周欣在《<金瓶梅词话>是佚名艺人独立创作》一文中另辟蹊径，指出文人和艺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金瓶梅词话》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具有完整性，构思亦较为缜密。而错乱主要在一些次要情节和年月、诗文等枝节问题上，这正好说明此书是一个艺人的独立创作。《金瓶梅》书中确有许多说书人口吻的明显存在，这不过是其它文学式样的相互借鉴，渗透融合的现象的表现。在那个时代，诗词歌赋是文学式样的主流，作者不可能不顺应潮流发挥自己学到的特长，把自己精通的诗词歌赋、戏曲杂剧及流行的时令小调，顺手拈来写入文章。何况，《金瓶梅》全书大量地、熟悉地、正确地采用地域狭窄的徽州歙县方言口语来看，斯书是土生土长的徽州歙县籍的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熟悉小说创作、杂剧创作，研究过《水浒传》创作结构的官场失意的文人独创！
《金瓶梅》作者是谁？具体成书年月均无可考。万历丁巳（公元1618年）刊刻前，已有手抄本传世。万历帝朱翊钧1573年登基，做了48年皇帝。《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帝后期，已是明王朝的晚期。《金瓶梅》传为兰陵笑笑生所作，兰陵笑笑生生卒不详，真实名姓亦无可考，今流行刻本为明万历丁已年之刻本。此书内容脱胎自《水浒传》武松杀嫂一事，然内容富含深意，人物复杂且性格分明，再加以叙事用明人市井口语，已是一独树一帜之作，所写虽是宋代事，然人物都是明代人。[2]
《金瓶梅》面世时，海瑞已不在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海瑞，就出在明代。海瑞骂皇帝骂的是嘉靖皇帝，万历皇帝登基后起用了海瑞，让他专职搞纪检监察工作。但清廉、坚决、敢干如海瑞者，在腐朽的王朝，腐败的体制，腐化的群体面前，毕竟无力回天含恨而终。那时的朝政比海瑞看不惯的那个时期更为不堪了，吏治腐败，官员贪鄙，百姓水深火热，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愤愤不平，但议论时政也不能允许。主张“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关心”的“东林派”文人，就遭到了残酷镇压，无情打击。但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未因此泯灭。清流议论不能允许，曲笔隐晦写写小说如何？于是，有了《金瓶梅》。这是唐、宋、元以来话本小说发展形成的一个高峰。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的产生，显然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的必然，文学发展的必然。
作者为了避祸，不但不能署真名，只以“兰陵笑笑生”化名面世，而且还把时间往前推移到了宋朝徽宗皇帝政和年间；京城北京也移到了东京开封。只是主人公西门庆用银子买得的官职是“锦衣卫”提刑副千户，这是明朝特色，也许这是作者的有意疏漏含混吧？这样看来，《金瓶梅》作者的写作意图是再清楚不过了。化名“东吴弄珠客”在万历刊刻本的“序”中说：“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袁石公者，明末“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也。他爱《金瓶梅》而自寄其牢骚，他的“牢骚”是什么？其中重要一条，是公安派对“阉党”黑暗政治深恶痛绝。也许，他为此书描画了西门庆这样一个“锦衣卫”提刑千户的罪恶形象而感到痛快？化名“欣欣子”的人在“序”中说：“吾友笑笑生”“著斯传盖有所谓也。”点破《金瓶梅》作者绝不是仅仅写一本“语涉俚俗气含脂粉”的消遣小说，而是“有所谓”的。“跋”文则讲得更明白：“金瓶梅传”盖有所剌也。“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3]由是观之，作者创作《金瓶梅》，热心者传播《金瓶梅》，都是有所谓，有所刺的，盖因有牢骚也。
人的需求、情欲、超越性与创造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文学演变的动力源泉。文体与内容的产生、嬗变源于人类的欲求；欲求不仅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也是文学传播与接受得以进行的原动力；文学的发展正是在个体、社会以及创作者、传播者与接受者的需求的一致与非一致的作用下呈现自身的纷纭万状与运行轨迹的。然而，人的情欲、超越本性一旦进入文学活动却有自身独特的转化路线和归宿，不是转向智力、科学或社会冒险，而是转向情感、幻想和美的创造，最终在想象中在创造的快感中在情感的满足中实现超越性的意欲。
二、《金瓶梅》颇富开拓性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是其传播的前提
提起《金瓶梅》，在许多人头脑中是和禁书划等号的。《金瓶梅》面世不久，就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反响十分强烈。“目为淫书”的人大概也不在少数。试想，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礼教统治的社会里，《金瓶梅》作者竟然把男女交合之事，房中之术，那么详尽充分而且反复多次地描画在纸上，这是何等的惊世骇俗胆大妄为！这等于把官僚嫖娼的情景用现代先进的摄录像设备偷拍到后，在大庭广众公开播映。这在四五百年前的封建的中国，何尝不是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震撼？因此，封建卫道者当然要棒杀这部“淫书”。而许多清流名士虽然宝爱此书，但似乎也不便公开赞扬了。但是，真正要以“淫书”罪名封杀《金瓶梅》的，只能是当权者。因为《金瓶梅》把官场的丑态，官吏的贪鄙，揭露得太深刻了，矛盾直指昏庸的皇帝和混账的太师，把他们刺得太痛了。虽然说写的是宋朝故事，但明朝的当权者能不“对号入座”吗？他们虽说是昏庸腐朽了，但智商能低到那种地步吗？
传播禁止是一种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构成中外传播史上一个重量级的理论命题。传播禁止的实际发生与存在，关乎方方面面而形形色色，通常属于当政者的权利，深深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常常折射文化的国情与民俗，它是一种刚性的传播管制形式，其实效是有限的。有清一代 ,禁毁小说的活动已成为贯穿王朝始终的既定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无不颁布严刑厉法。清政府屡次下令禁书 , 正说明这些脍炙人口的小说拥有大批读者而屡禁不止。根据现有资料，被清政府及地方官府禁毁的小说共有一百多种，其中主要是白话小说，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诲盗”小说。所谓“诲盗”小说，大多是一些历史演义，如《说岳全传》、《隋唐》、《镇海春秋》等。这些作品因为涉及造反而有可能引发汉民族的正统意识这一政治原因被禁。另一类则是以《金瓶梅》为代表的“诲淫”小说，主要是指明中叶后大量出现的世情小说，其内容多为直接描写世俗的婚姻家庭、私订终身的男欢女爱，正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口味。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是一部相当特殊的书。就描写内容和作品思想倾向而言,《金瓶梅》没有光明,我们感觉不到它的美,其中也没有可以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小说的主角也不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的英雄;就性质言,《金瓶梅》颠覆了其前传统的小说,也颠覆了其前传统的文学和传统的审美,但是在这颠覆之后,我们却又不能明确它期待的内容。但《金瓶梅》确有其不朽价值，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它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因此，这股以《金瓶梅》为滥觞的，直至明末清初，应运而生的文学浊流，与明代末季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淫风分不开的。没有后明朝，没有《金瓶梅》；没有《金瓶梅》，也没有嗣后不绝如缕的淫秽作品。《金瓶梅》是嘉靖年间出现、万历年间盛行的小说，也是当时风气所及的产品，充分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淫乱特色。应该说，世情小说的出现，是文人创作题材上的一大进步 , 他们开始摆脱历史和传奇的影响，而把眼光转向世俗社会，进行独立创作，《金瓶梅》便是开风气之先。在它之后，世情小说的创作逐渐出现两种倾向，一方面引发了绵延百年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好逑传》、《平山冷燕》、《情梦拆》等，通过描绘郎才女貌 , 互相倾慕的爱情婚姻过程，希冀情与礼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 则受了《金瓶梅》大量露骨的性描写的影响，专写风流淫荡之事，如《绣榻野史》、《浓情快史》、《灯草和尚》等，过分张扬肉欲，摹写淫态，成为名副其实的色情小说，被当然地作为历次必禁必毁之书。
被视为“诲淫”的《金瓶梅》与被视为“诲盗”的《水浒传》命运一样，也遭到了严厉的禁毁。但是，《金瓶梅》依然在社会上传播着。清代梁恭辰在《戏戒四录》中引钱塘汪棣香的话说：“苏、扬两郡城书店中，皆有《金瓶梅》版。”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中也说道：今《金瓶梅》尚有流传本，而《玉娇李》则不闻有此书矣。”这里所说的《玉娇李》，前人曾有所提及：“有《玉娇李》一书，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指《金瓶梅》）各设报应。”（邓之诚《骨董琐记》引《茶余客话》语）。看来，《玉娇李》应当是一部《金瓶梅》的续书，由于遭到禁毁，在清代就已经失传了。《金瓶梅》的命运还算不错，得以传播至今。这是否也可以证明，《金瓶梅》的艺术价值要高于《玉娇李》，因此也更为人们所喜爱。《金瓶梅》一书名乃来自书中三位女子之名：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这三名女子俱和书中一鱼肉乡里、官商勾结的风流土霸西门庆有染，后各自成为西门庆的妻妾。但四人俱无善终，西门庆身染性病，沉痾而死。潘金莲毒死亲夫武大郎，终因小叔武松报复而遭横死。李瓶儿因孽而死，庞春梅因淫而死。因此虽有人认为《金瓶梅词话》描写男女风月情态，语多鄙俚，丑状不堪入目，斥之为秽书，然亦有人认为作者藉西门庆及其妻妾之恶果淫行，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实有鉴世之功效。
《金瓶梅》无疑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顶上之作。批评史上甚至有人说《金瓶梅》是中国反腐第一书。《金瓶梅》作者是国画技法的表现大师。他对当时社会情景既有泼墨写意，又有工笔细描；既有漫画式勾勒，又有手术刀式解剖。表面看来，是主人公西门庆如何谋财，如何送礼行贿，如何买官卖官，如何贪赃枉法，以及他如何地与成群的妻妾饮酒作乐外，还要包养妓女和情妇，纵欲无度而最后死亡。实际上，作者是用西门庆作为封建官僚富商的一个代表人物，来表现他们的腐朽和自我毁灭之路。围绕他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官场生活，无不体现那个社会和官场的腐败和黑暗。西门庆和其他人物，是那样的罪恶深重而多姿多彩，表现的那个社会是那么的暗无天日又五光十色。这是一幅非常形象生动而色彩丰富又变化莫测的图画。《金瓶梅词话》善于描写人物，尤其善于将人物性格的刻画、人物命运的描写与故事的叙述结合起来，人物性格影响着人物的命运，而人物的命运又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三者相辅相成，密切关联。同时，《金瓶梅词话》在人物描写上也善于在主要人物周围设置一些影子性质的人物，使人物之间在性格、命运方面相互映衬、相互补充，形成了小说独特的人物描写方式和叙事结构。它描写的中国封建社会那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集封建官僚和资本家于一身的腐败典型——西门庆的形象，是生动丰满的，栩栩如生的。它展现的中国封建社会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尖锐激烈又形象生动的。它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应在《红楼梦》等巨著之上。
现在已有人说，“《金瓶梅》实在比《红楼梦》更好。”（见田晓菲著《秋水堂论金瓶梅》前言）客观地说，《金瓶梅》是一部在多方面有着自己开拓和重要创新的作品，我们不应以“淫书”视之。对此，王朔在《我是王朔》一书中曾专门撰文指出：“原来我觉得曹雪琴是最大的腕儿。可前一阵儿一看《金瓶梅》，哟，发现《红楼梦》里有的是抄的。过去，也看过《金瓶梅》，全是挑着洁本补遗的地方看 ，没耐心等着故事发展。这回发现《红楼梦》不光是思想抄，连细节也抄。好多环境，情节都是《金瓶梅》里的。《红楼梦》里司棋去厨房打架，蒸了一碗鸡蛋羹，跟那柳什么家的打起来了，然后说什么大主子小主子谁都要怎么着，这菜没法做了，嘟嘟囔囔做慢了，最后领着丫环把厨房给砸了。《金瓶梅》里就有这段。还有来旺儿跟尤二姐说大观园里的姑娘，宝姑娘，冷得怕哈口气就化，林姑娘是怎么着。这在《金瓶梅》里说的是潘金莲和李瓶儿。虽然语词上有变化，明朝的口语发生过变化 。但说的事，意思是一样的。 后来我看了一篇评论《红楼梦》的东西，说林黛玉的性格就是潘金莲的性格，薛宝钗的性格就是李瓶儿的性格。我看还真是这么回事。林和潘都是拈酸拿醋弄小性儿，表现出来潘是闹猫，林黛玉是闹情儿。这样看《红楼梦》好象高了。但它是从那脱胎来的。”
一言以蔽之，《金瓶梅词话》以现实社会及家庭生活为题材，以其写实的功力及细微的观察以及对人事细节的描述透露出强烈的现实生活气息，开创了“世情小说”的先河，且在创作理念及艺术技巧、语言风格、题材选取上，给后世作家许多有益的启示，对后来的小说如《醒世因缘》及巨著《红楼梦》等皆有极大的影响。鲁迅对世情小说下的定义：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之事，又缘描摹事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世情小说以如实描写世态人情著称，《金瓶梅》就是世情小说的奇葩。有学者指出《金瓶梅》是全方位传播徽文化的载体，详尽地描叙了明代中后期徽州的社会状况以丛富商大贾奢侈的生活，亦官亦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三位一体的西门庆就是徽州富商大贾的典型代表！徽文化的形成是随着徽州商业的兴起，经济势力的不断壮大而兴起的。历代积淀堆积成金字塔，底蕴深厚，博大精深。与藏文化、敦煌文化被誉为中华三大地域文化。《金瓶梅》如实地反映徽州这个独特的地域文化，涉及明末徽州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三、《金瓶梅》的传播学特征
通过从对《金瓶梅》广泛传播的研究，论者发觉《金瓶梅》具有以下传播特征：
（一）信息的含金量。从传播内容来看，一部优秀的古典小说被众多的人传抄、传阅、出版、评点、评论、传世，说明这部作品有很高价值，值得流芳后世。《金瓶梅》一方面刻画了官商一体的西门庆为主角，高官厚禄者和富商巨贾们为主体，及其依附的帮闲清客、妓女颗计们，是怎样地花天酒地，挥霍无度，怎样地贪贿敛财，枉法办案……。另一方面刻画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底层人物，如农民、打工仔、河道挑夫，包括被上流社会抛弃如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一度沦为流浪者，乞丐的一群人，是怎样的凄切悲惨，走投无路。一部小说能够如此全面广阔，深刻尖锐而又形象地表现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这是《金瓶梅》比《红楼梦》等名著更为出色的所在。
（二）语言的口语化。《金瓶梅》以“语句新奇、脍炙人口”而著称于世。《金瓶梅》中的故事，大多写得情节生动而语言流畅，作者在大量运用活泼的口语、注意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等方面都是很下功夫的。特别是潘金莲的语言，尖锐含蓄，丰富多彩，语含机锋，言外有意，富有精明泼辣的口吻。
（三）内容的通俗化。在内容方面，直接描写世俗的婚姻家庭、私订终身的男欢女爱，极力迎合市民阶层欣赏情趣。《金瓶梅词话》是一部以写实为基调的长篇白话小说，小说中的人物皆有其现实生活的基础，比之它以前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中的人物描写更复杂，也更贴近生活的真实。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人物是为情节服务的，小说的主要功能是叙述故事，所以人物之间的关系随着情节的发展而改变，人物的性格也因故事的需要而设立，即人随事而设。《金瓶梅词话》则不然，小说中的故事因素明显削弱，而人物的作用则越来越重要，人物的性格及其命运成为小说关注的对象，故事的叙述则是根据人物性格的需要及人物命运的发展而开展，即事随人而出。
（四）精神的平民化。《金瓶梅》较多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感情意识和道德观念，具有市民文学色彩；表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文学，这是一点也不错的。不同于正统文学的重义法、载道之说，《金瓶梅》尽情地描摹人之生活常态，表现多彩的世俗人情，展现着人们的七情六欲，使读者很容易获得了感官的满足。读者选择《金瓶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瓶梅》能辐射出五花八门的人间相，尤其是“发迹变泰”题材，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体现时代的新风貌，特别是晚明社会之市民意识的反映。
（五）道德的说教性。在传播目的方面，《金瓶梅》包含明显的道德成分在内，开头首先开宗明义地摆出“以淫戒淫”的宗旨，并“有意创造一个因纵淫而致祸报的命运结局，并在描写上对于祸报的惨烈进行了有意的侧重”。[3]因为在封建社会，“惩恶扬善”的观念总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不论是上流社会还是草野民间在这一标尺上总是一致的。事实上从通俗文学的角度看，无论话本、讲史、杂剧、戏曲，都遵循着这么一个总的道德原则。从作品的流传看，没有道德色彩的添加，《金瓶梅》是更难得到社会的认同以至传播开来的。
（六）环境的适宜性。也就是在传播环境方面要立足最佳的时空结合点。商业的繁盛，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的规模扩大，这些都与传播活动的强度、力度、深度、信息覆盖面等紧紧地联在一起。明代商业经济是在宋元商业经济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宋代的商业社会中心是现在开封、后在杭州，元代是以北京为中心，明代除了北京依然有着繁荣的商业经济外，在大运河所经过的河北、山东以现有一个经济繁荣带，同时在长江下游流域的几个大城市，如杭州、苏州与南京也形成了一个大的商业经济圈。随此，与文学传播密切相关的图书出版业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并出现了刊刻图书以牟利的情况，而且非常普遍和风行。譬如杭州、苏州以及福建均是当时印书业的重镇。《金瓶梅》也正是由此流向全国各地的。
四、结语
从上面对《金瓶梅》各传播要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经验，对我国以后的文学传播事业有一定的帮助。
首先， 要充分考虑各种传播环境。文学的传播不仅仅通过传者及信息来实现，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很大，作为古典文学的传播者，必须认识到观点文学的有关传播环境及背景，如，制度环境、经济及科技水平及文化背景等等，认识到这些环境因素对古典文学的影响，并充分利用进而创造有利的传播环境,政府首先必须采取开放的政策。
其次，在任何时代里，文学接受都不仅仅仰仗于朝廷的文教政策，也不仅仅依赖于文人的思想宣传，它更重要的是要借助于各种社会传播方式。可以说，朝廷的文教政策和文人的思想宣传仅仅是“软件”，主要制约着文学接受的意识形态导向；而社会传播方式则是“硬件”。《金瓶梅》的顺利传播，更多地依赖于一定的传播方式。如用当代人的视角和审美观念进行再创作，选择能使受者感兴趣的内容，采用受者常接触的媒体等等。此外，传媒技术的发展与传媒的选择也很重要。现代社会，出现了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古典文学可以采取多种媒介的组合。在实际的传播活动中，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各种传播形式完全可能被交叉使用，或同时兼有几种不同传播形式的特征。理论上的分类表述和研究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它们也是泾渭分明的。
最后，要认真仔细地研究受众的心理。其中移情作用在古典文学传播中非常重要。移情就是设身处地地体味别人的苦乐和际遇，从而产生情感上共鸣的能力。移情不仅在人际传播中非常有用，在古典文学传播中，发展移情有利于增强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互动。作为古典文学的当下传播者，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当下受传者的情感、思想和动机，站在他们受者的角度考虑古典文学的传播，并重视受者对古典文学传播的反馈信息，进而采用符合受众的传播媒介及技巧，与受众互动，才有助我国古典文学传播事业的发展。
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载体，因其包容量大，涉及面广，反映问题深刻，而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虽然在封建时代里，它们被统治者打入冷宫，不能入正统之流，然而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却有帮助人们研究历史，探索文学发展历程的积极意义。我们以当代的文化批判的眼光去面对这些文本材料，从中透视古代文化特质，并通过考察其在历代人们中间传播的特征研究，梳理出古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应是一件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工作。以上是论者在传播学视野下对《金瓶梅》进行文化把握和理论阐释的一次积极尝试，抛砖引玉，旨在引起读者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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