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位研究三农的朋友先后推荐我读一读《塘约道路》。于是，我及时打开这本书，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一口气读完。读完之后，感觉到一种深深的震撼，真不知道在贵州这样贫穷的山区，用几年时间竟然打造出一个新时期农村集体化道路的样板。
通过本书，我感觉塘约道路的成功有以下启示。
一、塘约道路充分证明，新时期农村的集体化道路依然是可行的。如果说我们现有的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是传统时期集体化的延续，而塘约村则是分田到户之后，农民重新又走向了集体化道路，这在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
二、塘约道路进一步强化了带头人和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的作用。多少年农村工作的实践反复证明一个道理，做好农村的工作，核心在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塘约道路的成功依然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同时把党支部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切从党员开始做起，党员要起到模范先锋带头作用，要接受群众的公开评议。只要带头人率先垂范，只要党支部的所有党员能够率先做到，则群众也会紧紧跟随。
三、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必须全面而且彻底。做好群众工作是做好农村工作的基础，也是成败的关键。现在有的群众发动工作往往是灌输式居多，讲大道理的居多，而推心置腹与农民一对一发自内心的交流太少，没有得到农民群众从内心的认同，所以农民在相关工作的支持上，也就蜻蜓点水甚至非暴力不合作。在塘约村，群众工作做得深入而彻底，从内心打动了农民，取得他们的认同，决定重新走集体化道路，这就是最大的工作合力。
四、激发农民中的人才潜力十分重要，或者说农村人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集体化道路的成效。有一个好的带头人是必须的，但仅仅有一个带头人也是不够的，实现农村在集体化道路上的新发展，必须有一群在某一个方面具有特长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各负其责，共同打开新的局面。塘约村能够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高效农业的开发，能够把打工的人叫回来组建建筑公司，能够把老年人动员起来进行乡风民俗的改造，得益于有一批在外面见过世面，也有高度责任感而且愿意担当的人才出面。而反观一些，地方带头人是有的，但是一个带头人最多只能在某一个方面有所突破，要在短时间内实现村上面貌的根本改变，他们是捉襟见肘的。
五、政策、行政恰到好处的扶持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恰到好处，不是硬压指标，也不是指令执行，也不是好心办坏事，需要高超的智慧。在塘约村被发现并作为农村综合实验改革的示范区之后，当地党委、政府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这些措施不是替代农民做主，不是替代村上谋划，而是出主意，化解硬约束，如修路通水做宣传，让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多了一些帮手，觉得更有奔头，更有干劲儿，跑得更快。而反观一些地方，在抓典型的过程中派驻了大量的干部，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事倍功半，核心是替代过多，对农民主体性的地位尊重不够。
六、发挥好农村老年人的作用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精神文明建设层面。一般来说，农村的老年人被视为弱势群体，也往往被作为帮扶对象。而在塘约村，通过成立老年协会，让他们在移风易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成立红白理事会，比如反对铺张浪费，比如做一些思想工作等，老年人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显然，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中，对老年人应该重新认识，他们身上依然蕴藏着巨大的新农村建设的潜力，也有积极参与这一过程的强烈愿望，现在欠缺的就是给他们一个平台和相关的支持。
看完《塘约道路》，我们可以为一个新的典型而欢呼雀跃，也应该为有更多的村可能走上新时期的集体化合作道路而期待，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今天让更多的农村认同塘约道路，而且从中汲取发展的营养，走上自己的康庄大道。也正如本书所说，推广一个典型比树立一个典型更重要。推广塘约道路，也需要关注其特殊性，提炼普遍性，探索如何破解新集体化路上的关键性因素。
一、好的带头人在哪里？又如何寻找和培养？如果说塘约村没有带头人左文学， 其今天的发展又会怎么样，不可想象。今天在一些村，甚至找出一个人来做称职的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也困难，而要找到一个愿意带头走集体化道路并为之不懈努力的人，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这也需要各地在做好农村基层工作的过程中，把发现和培养带头人作为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特别是是思想引领方面。
二、新型集体化道路需要的群众觉悟在哪里？塘约村是从一场千年不遇的洪水开始走上新的合作化道路，因为农民在现实中十分深刻地认识到，单打独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合作起来才有希望。今天，农民经济领域的专业合作化进程也已经推进有几十年了，但是在现实中完全达到理想状态的依然是稀缺的。作者在访谈中发现，并不是贫困落后的村庄缺少走集体化道路的条件，而是他们最有组织起来的愿望，所以建议，推广塘约道路应该从最贫困的村庄做起。这是不是在提醒我们，做好今天的脱贫攻坚，不仅要给钱、给物、给技术，更重要的是要给精神、给道路、给方向。
三、新建设若干个“塘约村”的保障机制在哪里？特别是村规民约能否顺利执行的保障机制。觉悟并不是天生的，也需要培养，也需要激励，甚至还需要一些惩戒。在塘约村，对那些不遵守村规民约的，确实进行了一些经济方面的惩罚，比如说推迟办理相关证照，扣减补贴等。这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方法，能否顺利实施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村民范围内，是很难说的，而且当地的上级组织会不会也像对待塘约村这样，给予宽容和默许？这需要我们对今天的村民自治给予更多的思考和关注。
四、上级急切的心态如何转化为可行的指导路线和操作方案？师学军先生在本书的附记中谈到，“我在安顺待了十余天，跟着宏甲不止一次见了村、镇、区、市四级党的书记。还接触了不少机关干部和其他领导干部。扶贫帮困，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急迫感，那种真心实意，是假装不出来的；我想我还有这个判断力。”然而，就是在这种急切中，他们还能认真地帮助农民选择一条长远的、靠得住的出路，这在表面的急切后面，需要更多内心的沉着和深谋远虑，这不得不说是对今天的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的重要考验！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保持这样的憧憬，如果能有更多的农村特别是贫困的乡村，能从塘约道路得到启示，真正组织起来，把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太好了。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