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事做过之后才会逐渐看到它的价值。在改革尚且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农村电商作为一种新事物，同样面临前无古人的境况，只能仓促下水，找着石头往前挪动。而能在这样的背景下率先在农村电商领域摸出几块“石头”来，也就显得弥足珍贵，浙江丽水便是其中之一。
甫入农村电商行列，首先耳闻的案例就有丽水，也第一次知道了遂昌是浙江的而不是我印象中四川的一个县(四川有遂宁)，也才知道了缙云县的山沟里有一个响当当的“北山狼”品牌，也在随后认识了潘东明、王军龙等农村电商的风云人物。等到2015年元月随陕西政协代表团到浙江正式考察电商，终于才算“实体”接触了一下丽水的农村“虚拟”经济，印象不断深刻起来。今天又读了《互联网+绿水青山：农村电商“丽水现象”透析》，我心中的丽水农村电商形象更加清晰。
要对丽水的农村电商进行概况，我绝对没有发言权，多次到浙江的农村电商泰斗汪向东先生更有发言权，他为本书所做的序言可以说高度地提炼了“丽水现象”的实质，即作为一个案例，它不会让你“一览无余”，而是让你总感觉“欲罢不能”;而这个案例成功逻辑的核心只有一条，就是“政府与市场共建的服务机制”。那么我想结合自己的体会，在汪老师总结的基础上再作些延伸。
丽水农村电商案例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机制。第一次看丽水案例，我就记住了那个外界看来“四不像”的农村电商服务机构，这个机构是政府的机构，却由企业在运营，主管是丽水团市委，而主任是浙江唯讯公司的老总，工作人员是团委的志愿者加上唯讯公司的职员;其运行又纳入政府的考核，但考核的内容又只止于政府购买服务的一部分，还容许运营企业用政府的这块牌子对外揽活。如果按常规的路数来看，这样的机构也算是奇葩，但却有效率。农村电商的发展绝对不需要政府来事必亲躬，而只需要政府把路修好，不要设关卡，如果还能点火加油更好。显然，丽水的机制可能不好看，但绝对管用，也就是丽水市副市长林亮在书中说的，“探索出了一套务实管用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机制”，“商务部门主导、共青团主推、平台支撑、两化(社会化和市场化结合)”，这就是“丽水经验”的核心。我在淘宝大学县域电商县长研修班讲习时，给“丽水经验”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梧桐工程有奇效，政府所做的就是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飞。
而再回顾这几年农村电商的实践，其中的教训最关键的一条是“旧瓶装新酒”。明明是互联网时代的事情，往往却按着传统的套路来行事，一说加强领导，往往意味着成立机构;一说加大力度，往往也无非多列一些专项经费;如果再加上高度重视，那也就是一把手亲自督阵。再具体怎么干呢?却不清楚。战略的伟大绝不可以替代战术的精巧，再宏伟的计划总得有细致的措施来实施。于是，悲摧的事情出现了，各地成立的电商办多为新增了一个职能部门，具体的办事人员也多为临时抽调，这样一个班底，如何指导推动一个地方的农村电商?更不要说具体工作中的方式陈旧，有的地方资助电商企业一点经费，竟然到了连企业的“logo”设计也要审批的地步，在服务严重不到位的情况下，竟然又在管理的程度上到了严重越位的地步。一些地方的农村电商为什么“事倍功半”，机制不好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因。
丽水农村电商案例最让我羡慕的地方是人才。如果说遂昌没有潘东明从上海的回归，如果说“北山狼”没有吕振鸿的身先士卒，如果说丽水农村电商服务中心没有王军龙这样一班人，则丽水农村电商是否还能像今天这样繁荣，似乎值得怀疑。如果由此再放眼到全国的农村电商实践，则每一个农村电商的成功案例背后，也都有一个领军人物走在前列。那“无中生有”的淘宝村经典案例江苏沙集，如果没有孙寒等“三剑客”的回归;如果义乌青岩刘村不是刘文高积极地推动;如果不是王小帮、赵海伶、杜千里等人回到山区对农产品电商的开拓，我们今天的农村电商局面是不可想象的。固然可以说，时势造英雄，但也不得不说，得英雄者方可写风流。
所以，再回看今天的农村电商发展，一个地方的农村电商能否发展，关键要看是否有一两个领军人物的回归。俗话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好多地方农村电商的困境，其实是人才的困境，领导不懂，部门不会，会干的人没有，如何兴起?一些地方也不是不重视人才，但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背后，更重要的是有没有打造出一个人才成长的土壤，否则再好的树苗也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而且，我们还必须看到，在目前的案例中，所有的人才几乎都是本土的，所以想像招商引资一样靠引进几个人才实现农村电商局面彻底改观的想法也要慎重，有可能还会引发“招来女婿气死儿”式的负面效果。农村淘宝及时升级到2.0版本，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农村人才的回流。
丽水农村电商案例最让我感慨的地方是思维。在2015的春天，“互联网+”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概念，一时间成了一个大筐，什么都想往里面装。这时，阿里巴巴总裁金建杭及时发表了一个演讲，明确表示，互联网加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加传统思维。为什么同样在做农村电商，实际效果大相径庭?有客观条件的原因，但更有主观的原因，思维方式就是一个重要因素。丽水农村电商能走到今天，发展思维的创新绝对值得称赞。正是因为有了创新的思维，才可能提出“电商换市”的口号，而一些地方现在还在担心电商影响了实体经济;正是因为有了创新的思维，也才可能出现新的机制，新的模式，而一些地方还在拿着老船票等着上新船。
现在一些地方为了推动电商，出现了一批电商书记、电商县长，这是好事情，但绝对不能成为新常态，电商本质上依然是市场主体的事情，政府的振臂高呼只能是发展初期的特殊状态，就像梅花在百花寂寥之时，一花先开，引来百花竞放;而一旦繁花似锦，政府就需要“她在从中笑”。从目前的情形看，恰恰是在电商发达的江浙沿海，电商县长的出现频次要低一些，与之对应的恰恰是在电商发展落后的地区。所以，我在谈及县域电商顶层设计的时候也认为，顶层设计绝对不是为了显示县长的英明，而是一切从电商发展的需要出发。
由此，我不觉想到了最近很热的一个词——供给侧改革。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府不能再像过去，一味在刺激需求上下功夫，而是要反思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以新供给催生新需求，既不做大包大揽的“凯恩斯”主义者，也不做任由市场竞争的自由主义者，在制度创新、完善基础设施、释放人才活力等方面下功夫。那么这几年的农村电商发展案例，恰恰不也是印证了供给侧改革的理念吗?通过政府的“营造渔场”，让平台、人才、企业等各方力量在农村电商的广袤空间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不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么?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