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中国经济背景下，我分别谈一下与林毅夫学术相关的几个关键词。请问，哪几个关键词呢？第一个，比较优势；第二个，后发优势；第三个，因势利导；第四个，中国奇迹；第五个，中国模式。然后，再给出林毅夫学术的一个综合评价。
比较优势，是林毅夫学术的第一支撑点。我苗实认为，这个支撑点很好，但是也有三点不足。其一，比较优势只考虑纯粹市场经济的情况，没有考虑双轨制经济的情况。譬如，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包括当下）的现实情况是双轨制经济，而不是纯粹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双轨制经济的现实，对比较优势的发挥肯定有抑制作用。一个是，要素市场的管制，扭曲市场；另一个是，庞大国企的存在，对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利。其二，比较优势只考虑市场经济活动的供给端，没有考虑需求端。譬如，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无论是微观宏观，还是国内国外，都会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发挥。关于这一点，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有详细分析，不再赘述。其三，比较优势只考虑要素的分布，没有考虑制度要素。譬如，法治不彰的情况下，市场秩序混乱，合同执行难度大，甚至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等等，也会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发挥。后发优势，是林毅夫学术的第二支撑点。就目前中国而言，后发优势已经利用得差不多了，甚至到了自主创新的阶段。你看过去三十多年，消化吸收西方现成的技术，中国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国家，再参考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例子，可想而知，再去挖掘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至少可能性在降低，会越来越难。说实在话，制度方面的后发优势极有可能潜力更大一些，所以，中国在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方面，需要动真心思下苦功夫。陈志武先生认为，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几年前杨小凯跟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易地模仿，一下就能将经济快速发展上去，所以，后发展国家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中国尽早完成那些必要的改革，以纠正“后发劣势”。因势利导，是林毅夫学术的第三支撑点。在中国，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界定，不是那么严格和清晰。譬如，强拆强迁，强征农民土地，甚至一个政府处长足以扳倒一个企业家，也有耳闻。说白了，就是人治压着法治，法治不彰。在这种情况下，寻租之风盛行，腐败严重泛滥。那么，这种政府，怎么指望它能够做到因势利导？所以，根本不敢奢望，只要法治改善，政府安分守己，就是再好不过了。需要强调的是，林毅夫学术指向貌似迷恋过去，说什么政府以往百分之九十正确，双轨制多么好，等等，有存在即合理之嫌；杨小凯先生和张维迎先生的许多观点，着重当下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以顺利指向未来。
中国奇迹，我苗实的看法是一贯的，不存在中国奇迹，但是中国有进步是肯定的。而且，这个进步是通过“一条红线，两个支柱，两个战略和一个手段”来实现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走得都是寻常路，无所谓出奇。一条红线，就是两个根本性转变，尽管1995年才提出，但是前前后后一直贯穿着。第一个支柱，就是尊重经济规律，尤其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包括产权清晰，价格放开，以及宏观管理。第二个支柱，就是顺应民心，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此同时，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激发起来了，即激励搞对了。两个战略，就是渐进战略和混合战略。一个手段，也是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说白了，中国刚过去三十多年的进步，是回归常识让市场重新站起来的结果，不是出奇制胜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前，搞计划经济，就是典型的出奇，但结果是没有制胜，至少从经济方面讲是彻底失败了。陈志武先生指出，客观地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拿今天的中国跟过去比，这样比较当然看到的是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重要原因是由世界带来的。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那些成熟的工业技术以及全球化给中国等后发国家带来的增长势头是这么强，是这么势不可挡，以至于在人们还不完全清楚为什么的情况下中国增长的奇迹就已发生了，以至于让“北京共识”者下结论说经济发展跟产权制度无关、跟体制改革无关、跟私有还是公有无关、跟民主无关。他们没有意识到，模仿对于一个处于初期的后发国家来说的确能管用，但如果要靠一国经济自身持续内生出增长的推动力，仅仅模仿是不够的。
关于中国模式，我2010-5-3写过一篇文章《苗实：中国模式子虚乌有》，现在又看了一遍，觉得基本观点还不错，转录在这里吧。在讨论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模式。所谓模式，就是指一种形式，而且这种形式必须具备以下四个特点，其一，清晰的稳定性；其二，十分成熟；其三，抽象的一般性；其四，成功的事实依据。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式具备这四个特点，所以存在“西方模式”，也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市场经济模式”。对于这种模式，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已经有准确而缜密的分析。有一定经济学素养的人士，都明白市场经济模式有三大要素，1，产权清晰；2，价格自由；3，宏观调控。也可以说，这三大要素是西方发达国家走向成功的“三大法宝”。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都是千方百计向这个模式靠拢或接近，而且，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尽管有的国家采取了渐进的方式，有的国家采取了激进的方式。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模式的反面，采取的是产权公有.价格管制和行政指令。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路子越走越窄。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了逐步市场化的道路。可以说，通过后三十年的艰苦努力，生产力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极大增强。当然，这是以中国过去为参照系的。在这些成绩面前，不少人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我认为，提出中国模式是极为不妥当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形式正处在过渡阶段，非常不稳定；因为中国的经济形式顶多算个初中生，相当不成熟；因为中国的经济形式既有计划经济模式的惯性，又有市场经济模式的成长性，不具备抽象的一般性；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经济形式所取得的成绩是阶段性的小成绩，根本达不到成功的事实依据的要求。毕竟，中国的农村人口比重还相当高；毕竟，中国的要素市场还没有市场化；毕竟，中国的消费比重还相当低；毕竟，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在中下水平；毕竟，中国的工业化还在中途；毕竟，中国的民营经济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毕竟，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还相当差；毕竟，中国的经济形式还在转型；毕竟，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比较弱；毕竟，中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还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毕竟，中国的学习提高的空间还相当大；毕竟，中国的经济潜力还远远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毕竟，中国的经济自由活力还需要极大激发。所以说，现在不宜提中国模式，而且，现阶段中国模式子虚乌有。末了，我特别要强调已故杨小凯先生的一句话，那就是，彻彻底底本本分分做一个好学生，老老实实虔虔诚诚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陈志武先生在2011-08-22接受人物周刊记者访谈时说，我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类解放、增加个人自由、增加个人财富水平的根本出路；如果这个过程出现停滞或者逆运行，整个社会的自由、福利和福祉都会出现倒退，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经验恰恰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非但没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国经验的支持。台湾方面曾出过一本我的文集，题目就是——《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在2011年09月01日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访谈时称，应当把“中国模式”的问题放到一个大背景中去看，就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变化，本质上是东方农业大国怎么走向现代文明。在这个大背景下，世界可以分为两类国家，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这样看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其实并没有超越发展中国家追赶工业文明这个大范畴。有学者概括“中国模式”的特征，就是以政府权力为主导，推动市场经济。这一步，其实发达国家都走过，我们也正在走。所以，从文明发展规律来讲，我们没有更特别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国情，就是人口多、规模大、国土幅员广，底子可能更薄。所以，中国30多年的发展，恰恰是人类文明转型的规律在发展中的中国的表现。所有社会文明的变迁，都是从经济的变化开始的，中国的发展没有超越这个规律，也没有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采用的路径。因此，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鼓吹者试图把模式固定下来，这会在客观上掩盖我们中国现存的问题和矛盾。因为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是光靠经济本身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一旦谈模式，便是要固化下来，使之变成静态的东西。中国人要走向现代文明，这是个历史的进步过程，应该用开放的、发展的、过程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变化。中国要走向现代文明，中华民族要强盛起来，我们是在探索一条发展道路，所以应该讲的是“中国道路”。财新《中国改革》随后补充道，我们不能仅仅以经济的快速增长来界定“中国模式”。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经济增长仅仅是发展模式形成的一个基本因素，而正确对待、处理好和分配好增长的社会财富，保持社会的公正、稳定、和谐、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才是一种发展模式的根本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对“中国模式”这一话题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解析，并保持高度的清醒，不能文过饰非。要知道，我们自己正处于发展的“中国时刻”，不但要防止被他人“误读”，也要防止被自己“误读”，丧失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动力和方向。
最后，我苗实把前一阵子写的《苗实：旁观林毅夫之学术》放在结尾，供大家参考，尽管眼光浅陋，不一定对。从开始学习研究林毅夫之学术，到现在也有不短的时日了。有一些基本的掌握，但是还很不够，需要不断加强深化。记得德国有位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叫马·斯蒂纳，他有句名言，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都跪着，让我们都站起来吧。经济学家论坛网友peterpanbj，相当崇拜林毅夫先生，如果谁不信，那就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原话是这样的，他讲了一个哲学上的典型例子，黑格尔创造了辩证法，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后世多少人以批评他而成为哲学大家，但谁也抹杀不了黑格尔宗师的地位。他还说，我注册论坛才一年半，你以前的批评文章，我没有看过。不过，你已经给出了答案，经济学界派系林立，这是派系之争。其实，以我看来，都是牺牲品，就如自然科学界一样，现在有人要推翻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了，为此闹了个不亦乐乎。我想最本质的原因，是不在一个量级上。我苗实回应道，此言差矣，迷信权威与挑战权威就不在一个层次，而且，究竟谁是谁非谁错谁对，既不可能简单仓促下结论，又不可能以学术地位作判断，更不可能以权势强弱来定高低，还是需要大家发动脑筋，排除成见，积极参与辩论，在包容中相互学习借鉴，然后留足空间时间，让历史和实践来说话。或许，永远没有结论，永远在争论，永远在演变。对于林毅夫之学术，我苗实的进一步思考是这样的。第一个层次，有选择性，有摇摆性，有投机性。什么选择性，只看到了经济增长一片大好，而没有看到腐败严重泛滥，既得利益坐大，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保障低下，生态保护软化。什么摇摆性，当上一届政府偏好政府干预时，就论证强调政府干预；当下一届政府偏好自由市场时，就论证强调自由市场。什么投机性，自己过去就是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中国经济，譬如比较优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等，现在却说现代经济学来自西方，我们国情不同，不适用。第二个层次，无指导性，无前瞻性，无批判性。为什么无指导性，中国转型经济有特殊性，本质上是计划市场双轨，属于过渡型经济，即便可以总结发展经验，但是上升到理论缺乏一般性，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何谈指导性？为什么无前瞻性，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既是国际潮流，又是历史大势，更是民心所向，他却志在中国模式，炮制什么新结构经济学。为什么无批判性，与现行体制媾合，大谈特谈什么百分之九十正确，还能有什么批判性。第三个层次，要出新，要批评，要包容。何谓要出新，就是不因循守旧，引领中国走新路，让中国人真正站起来成为人，而不再做牛做马。何谓要批评，健康发展，需要批评作伴，好花还需绿叶扶，这个也是知识分子的本分。如果不批评，假恶丑得不到揭露，真善美得不到显扬。何谓要包容，不要一棍子打死，留点余地，有魅力的自然会显出魅力，没有魅力的就让它随风去吧。
[写于2015-05-13]
注：本文选自学者苗实的《林毅夫学术批评》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