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经济学上来讲，由经济学家滕泰所领衔的新供给主义学术研究近些年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滕泰在2013年9月，以新供给主义改革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出版后，所引发的广泛讨论。
《民富论》中的新供给主义，最大的创新莫过于从供给角度解释了经济周期，这是前人从来没有过的。之前最重要的是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角度展开的经济治理，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则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第一是新供给形成阶段，此时，新供给会随着技术进步而孕育产生，社会原有需求结构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回升；第二是供给扩张阶段，这时新供给内容已被社会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形成良性促进，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速不断提高；第三是供给成熟阶段，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涌向该项供给领域，供给数量猛增，而需求回落，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机制中断，但供给仍然维持惯性增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潜在增速回落；最后是供给老化阶段，过剩供给短期难以消化，过剩产业资本沉淀不能退出，总需求持续下降；新的供给力量尚未产生，经济陷入萧条。
在这四个阶段中的新供给形成阶段和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不但能自动创造需求，而且所有产品销售收入最终都会变为要素报酬，而资本、劳动和资源等要素报酬要么转化为消费，要么形成储蓄并转化为投资，形成新的需求。然而，一旦一种产业的生产技术普及到一定程度，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就会形成产能和产量过剩，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过程就会中断。
新供给主义为解决经济周期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供给主义都是干预主义，只是干预的方式不同，凯恩斯主张财政干预，货币主义主张货币干预，而供给主义则是生产干预。在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批判可说是浩如烟海，但可以说从来没有人抓住根本，因为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只能减缓经济周期的危害，而无法促成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到来，而经济危机的消退，或经济新繁荣的到来，关键要靠新供给的形成，这只有供给主义才能做到。新供给主义学说对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这一批判，可真谓抓住了要害，是其对经济周期理论的最大突破。
新供给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与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类似，但看得更深。新供给主义的现实意义是，人类无法避免经济周期，只能让经济周期缩短，也就是当上一轮供给已老化时，赶紧启动新一轮供给，让经济进入新的周期。而任何一项社会主流技术和主流产业，早晚都会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因此无论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抑或是通过计划手段增加或抑制老供给，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周期和供给老化问题，因此启动新的供给才是治本之策。
对发达国家而言，新供给主义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对发展中国家则应分开看，货币主义的无效性毋庸置疑，但凯恩斯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并非是简单的经济刺激措施，还包含了发展经济学的内容，那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中国每次经济危机时的基础设施改善都会成为下一轮经济腾飞的基础。
新供给主义对经济周期的解决办法，是“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在此基础上，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具体说来是吸引社会资源创造新供给，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经济尽快恢复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放松供给约束”的系列政策大幅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打破生产销售僵局，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恢复增长活力。
当然，新供给主义的意义并不仅仅解决经济周期问题，如上面笔者对凯恩斯主义的评论一样，在发展中国家，新供给主义还带有发展经济学的因子，毕竟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也要靠供给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在新供给主义中也能找到自己的角色，比如凯恩斯主义常用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改善供给抑制的措施，而在经济通缩时，加大货币供给也是供给主义的措施之一，新供给主义是一种原则，而措施则可以多种多样。
供给主义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但美国式供给主义核心措施是减税，不仅没有给美国带来繁荣，反而留下了百年还不清的债务，贻害至今。这无论如何是我国应该避免的，这也是中国“新供给主义”与美国“供给主义”的区别所在：中国新供给主义更侧重全面改革，而非全面减税。
笔者相信，本次三中全会的改革措施落实以后，中国经济将出现一轮供给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