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观察历史的视角只有一个，那一定是土地问题；如果聚焦现实难题于一点，可能还是土地问题。然而，土地问题的真相与谬误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这一半是因为常识不足的感情用事，一半因为偏离地权逻辑的“本本主义”。今天，在房价居高不下、拆迁此起彼伏，腐败接连不断等一连串社会问题面前，现行土地制度被一次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变革地权几乎成了泄洪的唯一通道，而主流经济学家的声音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试点实践，比如“还权赋能”、“增减挂钩”、“资本下乡，农民进城”，虽然提法各异，但矛头无不指向现行土地制度。
那么，现行土地制度真的是万“恶”之源吗，将其推倒重来就一定能释放出改革的红利吗？贺雪峰在《地权的逻辑Ⅱ：地权变革的真相与谬误》一书中，给出的答案显然会让很多在读这本书前已经预设立场的人“大跌眼镜”，比如，他认为土地财政正是实现“地尽其利，地利共享”的制度安排，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并没有错等；与其观点相比，他观察问题的方法与角度，却足以引起读者对“清醒与理智”的审视与思考。比如，他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三元结构下的两类农民”，而这两类农民的诉求和获利程度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再比如，他认为批判土地制度背后，更多是地方政府和土地食利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等。
如何评判书中观点？这对于作为本书“第一读者”，一个从农村走出来，信奉自由主义并且又对书中所批判的几位经济学家多多少少有所了解的我，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但又充满“诱惑”的事情。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思想观点，总是离不开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者的关系应该是，事实判断是实然的，是无限接近真相的“一元”，而价值判断是应然的，可以是“多元”的；任何一种价值判断既要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又要为改变其中与应然的价值相悖的那一部分指明方向。因此，既不能只做事实判断而不做任何价值判断（或者将事实判断当作价值判断），更不能为了强调某种价值，刻意地忽略甚至扭曲那些并不难察觉到的事实。如果是前者，充其量只是对一些现象的描述和对一些不满的宣泄，但如果是后者，即使所强调的是一些有意义的价值和理念，也会因为和事实的严重脱节而显得空洞无物，而一名学者如果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为了批判而批判，则容易给人“伪道统主义”之嫌。
同样一件事件，按理对其所作事实判断应该趋同，但实际却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原因在于每个人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对问题了解的程度不同。贺雪峰之所以敢批判周其仁、厉以宁、吴敬琏、华生等“大师级”的主流经济学家，其底气自然来自于十多年来他对土地和“三农”问题深入一线的调查研究。我虽然不是土地问题的研究者，但从小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以及这些年来身边的许多例子，足以佐证贺雪峰提出的问题的客观性。这些问题不仅是现实存在的，更是做任何价值判断和制度设计无法回避的，而这恰恰是一些长于理论研究的学者的“短板”。这些现实而复杂的问题包括，土地因本身兼具社会属性、政策属性、经济属性，自然属性、法律属性而成为最复杂的问题；土地的不可移动性注定了无论如何变革地权，大多数偏远地区的土地是不可能升值的；我们所听到的更多是城市郊区和沿海农村，在数量上只占农民总数5%左右的农民的声音；征地拆迁中存在“地方政府怕农民闹事上访，农民怕地产商和黑社会”的怪圈，等等。
所以，从事实判断的角度看，我是赞同书中观点的。“三农”问题是困扰中国数千年的大问题，是值得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精英和决策层关注的，但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不仅需要现代化的视野，但更需要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只停留在道德层面，将哗众取宠的批判当做一种行为艺术，虽然，道德上的同情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当任何人笼统地，不加区分地用“牺牲农民利益”的说法来批判政府，哪怕政府的政策和行动确实是错误的，哪怕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绝对不是一种科学的，严谨的学术态度，也很难得出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贺雪峰无愧于“用脚做学问”的代表性学者。
那么，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又该如何评判？我觉得这首先要看从什么角度去定义“价值”，“价值”虽然是应然的东西，但“应然”的范围，不仅包含一些理念，也包括一些方法（比如，和平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安全的理念，但和平本身又是一种保护生命安全的方法。）如果这里的价值是某种“观念”的话，那么我认为土地的私有化是未来的必然方向，因为产权私有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内容之一，因此从长远看土地财政当然应该废除，只不过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我自然不认同书中一些观点。
但是，如果“价值”还可以是一种基于历史渊源与现实语境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话，或者说这种方法也是为了实现，并且能够实现某种价值，那么，我觉得只要是理性务实的，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就是值得倾听，值得肯定的。比如，土地财政确实和腐败形影不离，但二者是不是因果关系？如果不是，即使废除土地财政也并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的问题。显然，腐败是由于权力的运行和对权力的监督存在问题所致，土地财政充其量只是它的标的物。所以，即使批判土地财政，也不能不讲逻辑。我不知道在“价值”层面，贺雪峰的理念是什么，但从他书中多处“等二三十年后，中国城市化达到70%以上，土地财政问题便不再重要”的提法应可推测，作者之所以用地权的逻辑来呈现地权变革的真相与谬误，其出发点应在于淡化“主义”，而突出解决现实的问题的可行性。
至于作者在书中质疑、批判的几位主流经济学家及其观点，孰对孰错，自是见仁见智，此处略表我的看法。周其仁是学界公认的知识广博、文笔优美、逻辑严谨、口才了得的学者，我有幸听过周教授的一些讲座，深感其重逻辑推理，对任何问题从不草率下结论，特别是对近年来在学界和政府非常流行的，基于工程思维所做的“设计”始终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更彰显其学者风范，这也反过来验证了贺雪峰对他的评价——重视逻辑推演的“黑板经济学”。至于周其仁和贺雪峰二人的争论，我认为确实不是学术态度差异，而是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观点的差异问题，因为两人的侧重点和关注点从一开始就大不相同。华生教授是中国改革历史上，多次参与顶层设计的风云人物，素以理性务实著称。但以我对华教授的有限了解，我认为在时下学界，华生可能是最容易被误解，被忽视的一个矛盾体。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一书中，华生强调自己“只做机制设计一件事”，但透过他对宏观改革以及资本市场、城镇化等具体问题的解读，不难看出他所追求的都是些普遍的，主流的“主义”，但他所作出的一个个具体的“机制设计”，却是渐进的，往往有妥协的成分。从宏观层面的可操作性来看，这是理性和务实，但中国历来流行的是“清流”和“循吏”的非此即彼，如果既要坚持正确的“主义”，又提倡循序渐进，结果可能是两头不讨好，因此，从微观层面的个人角度来看，华生并不是理性和务实，而是典型的理想主义。
关于另外两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厉以宁，我没有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也很少近距离接触过，但不时能听到、看到吴敬琏先生不顾年老多病地在多个场合为改革鼓与呼，并被很多知识精英奉为改革的旗手和知识分子的良心；而厉以宁掌管北大光华多年，早已是桃李遍天下，但近年来他所提出的一些非常主流的政策设计，其可操作性却经常饱受来自民间和学界的批评和质疑，比如被贺雪峰批判的“资本下乡，农民进城”的观点。我对两位的了解仅限于此，因此无法做过多深入评价。
对于每位学者的观点，我始终觉得应该是包容之下的讨论、质疑甚至批判，但对他们的期望则是一样的，那就是道德层面的表里如一和学问层面可自成一家之言。以此度量，我是看重贺雪峰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在此基础上敢于为现行土地制度辩护的勇气的，但我更希望，这本始于对主流经济学家观点质疑与批判的书，所引起的是一个良性的讨论和争鸣，而不是“泛道德主义”的审判，因为把正确的事情做对才是最大的道德，而道德和价值判断只能是学问追求的终极目的，而绝对不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