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这个话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知有多少人因为有人情关系而减少了办事周折、得了便宜实惠，也有多少人为着人情所伤，陷入无穷尽的人情世故中，痛苦不堪。于是有的人躲开了，全家移民出去，图个清静，特别是有些成功人士，巴不得赶紧脱身，起家时人情是个帮手，成功时人情绝对是个累赘。不过，出去了就能躺得开么？君不见满世界均被中国人“占领”，在同一个地球村生活，还不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人情问题还是文化上的事，与中国的乡土熟人社会传统有关。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以“血缘+地缘”模式形成的，天然地造成熟人社会的状态，其治理是一种基于儒家礼、仁学说的自治，核心是按血缘划分不同的人群圈子，靠一定的道德规范运行。而且，中国乡土社会是不断复制和扩张的，人情的大网也在同步扩张。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等于形成了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所有网络的秩序靠基于人伦的道德来维持。
所以，人伦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大问题，这也无怪乎中国人最讲亲疏有别了。比如英语单词中“兄弟”“姐妹”分别以一个词表述，而中国文字一定要表明是兄还是弟，是姐还是妹，更不要说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有时一个大的家族聚会，仅亲戚之间的称谓也得研究半天，着实很复杂。中国人自己有时都搞不清，更不要说外国人如坠云雾了。
如果亲疏有别倒也无所谓，也不会形成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人情社会。可是中国传统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因为人情在内而界限不清，甚至矛盾重重。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为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区别。同样是贪污，别人要骂，自己的亲人则要隐瞒。而且，过去的法律中甚至也出现过“亲不举”之类的规定，对亲人之间的隐瞒是不追究的，而举报反而要受到惩罚。所以在中国，突破人伦的界限来公平处理事情就很难，“大义灭亲”往往被视作惊世骇俗之举，非得引起石破天惊的大反应不可。这样以来问题就产生了，所有问题的处理，有标准但不统一，也要亲疏有别，看对象是谁，与自己关系如何，最后决定按什么标准来执行。人情社会就这样产生了。
而且，乡土社会的文化特征具有累积性和遗传性，经过历史的长时间发酵，到最后往往演化为毒素的积累。比如，儒家为一般知识分子设计的路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修养、家庭责任看得很重，认为这会推身及人，梯次演进，即所谓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所以从汉朝开始的人才公开选拔，就是从“举孝廉”开始的，结果催生出一批道德伪君子，有的为了显示孝可以在亲人的坟墓中住几年，而王莽篡位前的表演可谓登峰造极；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本来也是公平评价人才的机制，很快在官官相护中造成门阀士族统治天下、寒门无上品的不公平格局；被誉为最公平的唐宋以来科举考试，尽管有多种防范举措，最终也不可避免地掺入同门、同年、同乡等复杂的人情因素，暗箱操作屡禁不止。人情社会在后世愈演愈烈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就今天来讲，有人戏称，所有的中国人都痛恨走后门，但所有的中国人都恨不得第一个走后门，文化上的根性何其强也！所以，人情社会，骂也好，咒也好，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文化的改造上入手，需要加速构建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的法律社会，把那些都能按照法律渠道公开公平公正处理的事情搬到阳光下来，一视同仁地处理，而不是目前这样，还有那么多事，走着以道德代法律的传统，这是根本的出路。当然，说起容易，做起来却难，这也许需要几代中国人的努力，但确实是必须努力了！
（二〇一三年十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