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社会，政权是不下乡的。乡土社会本质上呈现一种基于皇朝教化和乡土精英相配合的自治。
首先，乡土社会的秩序是靠“礼”来维持的。这个“礼”不是所谓的人治，不是靠个人的好恶来解决问题，也不是强迫大家遵守；而是靠长期积累的传统，由大家发自内心地遵守。为什么“礼”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主要还是基于乡土社会的稳定性，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只是周年往复，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前人留下的传统后人照着遵守便是；特别是经过前代验证的，愈值得保守。而在战国这个动荡的年代，显然“礼”治是推行不了的，必须有强势的手段，法家所以能被广泛采用。但不约而同，历代均是马上得天下，而以儒家治天下，根本上还是一个“礼”。但“礼”治的缺陷同样是明显的，过于保守，这让中国的社会改革异常艰难，就是鲁迅所形容的，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因为这一动，就会破坏“礼”，这个责任没有人敢负，也让人对革新之后的未知性充满恐惧。
其次，乡土社会的矛盾是靠传统来化解的。中国传统的乡民是不打官司的。打官司意味着彻底决裂，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件，因为表明其教化不够。所以，乡土社会的矛盾就靠调解来实现，而调解又依靠传统来做依据，整个调解过程几乎就是让人痛苦不堪的传统教育过程。往往是宗族长老出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反复批评教育，直到双方认识到各自的错误为止。这种强大的矛盾调解机制，直接让从西方引进的法治传统水土不服，在乡村社会难以推行。
其三，乡土社会的权力模式呈现为同意权力。尽管国家的权力呈现横暴权力的特征，但乡土社会却呈现明显的同意权力特征，是大家对乡规民约的认同、敬畏和遵守。也即古人常讲的，治不下县，乡间自治，就像是大海，表面再汹涌澎湃，而海底却是安静的。所以，中国的历代统治模式实际上是两种权力结构的结合，即中央实行强力集权，而基层呈现无为而治。
其四，乡土社会的运行靠“长老统治”。按道理，既然乡土社会是一种同意权力模式，则民主社会应该产生，但事实上没有。因为，乡土社会的运行靠教化权力来推动，这种权力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也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也不是西方社会契约，受教化者没有选择的机会。让年轻人受教化的那一套东西先于他们而存在，是历史延续的乡村社会传统，基本等于强加给他们。虽然不是暴力强制，却也无法选择。但一遇社会动荡，这种教化权力也就难以维持了。
从民国开始，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秩序就面临转型，因为要成为现代化国家，就必须把占中国大多数的乡村社会动员起来，使其表现出明显的效率，而不是原来的自给自足。在这一方面，显然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伟大的实践，通过政权下乡彻底改造了传统乡村社会，最终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若按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国民党草创了现代中国的上层体制，而共产党改造了中国的下层社会，并通过下层推动了上层变革。现在需要通过改革开放打通上下层之间的有效联系，最终实现整个国家的“数目字管理”，即现代化国家。
但应该看到的是，乡村秩序在向现代社会的迈进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问题。建国后的政权过度下乡，试图把传统乡村改造成苏联模式的集体农庄，这一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改革开放把乡村权力大量返还，激发了乡村生产力的活力，为城市改革也提供了借鉴。但在权力返还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农民的原子化倾向，新时期的乡村自治也步履艰难。关于村级自治，各方争论较多，实践中问题也不少，比如媒体反映强烈的恶人治村、宗族势力重现等。我个人感觉，目前的乡村问题在于以人为核心的乡村生产力要素加速向城市流动，新的社会观念又完全颠覆了乡村社会传统，更要命的是，大量乡村精英进入城市并不再像封建社会那样返乡，导致传统乡村社会“长老统治”的士绅阶层无法在现代社会以新的精英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往往就难以出现乡民发自内心地认同和遵守，也缺少真正有影响力的精英群体，乡村治理难免会出现一些异化。
但这是一个激荡的改革时代，传统乡村社会传统还会在城镇化、工业化加速的过程中进一步解体，但将来肯定要以新的形式重组，包括村庄形态的重组，如村庄撤并、新型农村社区的出现；也包括文化的重组，城市文明观念大量涌入，与乡村传统观念冲突交融；也包括人的重组，纯粹的传统农村人可能就没有了，多多少少都有过城市生活的经历；这些因素交织，将带给乡村社会新的变革，并在转型中逐渐形成新的治理秩序。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