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初发布的2012年《财富》世界五百强排行榜上,中国企业再次取得丰收:尽管上榜难度大增,2012年《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总收入达29.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总利润达1.6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但中国企业业绩增长还是超过了全世界大多数同行,使得今年中国大陆(包括香港但不包括台湾)上榜公司连续第九年增加而达到73家。至此,中国大陆上榜公司数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32家,而中国上榜企业数量何时超越美国也已经成为观察家们热议的话题。无疑,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不仅仅是因为可持续的强劲宏观经济只能建立在生机蓬勃的企业微观主体基础之上,更因为置身这个寡头垄断竞争的现实世界,财富世界五百强2012年榜单入围门槛已经提高到了220亿美元,超过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去年GDP;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绝无可能依靠某些人所津津乐道的“高效率”的“提篮小卖捡煤渣”式生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需要有一批强大的民族企业支撑起我国民族经济的脊梁,为我们赢得国际经济利益分配格局中的主动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它条件相同,财富五百强榜单上榜企业越多,表明我国经济状况越好,我国国民赢得的经济福利越佳。
在上榜中国企业中,以228.729亿美元营业收入而排名第483位的绿地控股集团值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这家1992年7月18日方才成立的公司起家资本不过人民币2000万元,却在20年时间里跻身仅仅十年前还似乎高不可攀的世界五百强行列,这样的财富神话在全世界也极为少见;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家公司赖以起家的主营业务是房地产业,是第一家登上《财富》五百强排行榜的中国房地产企业,而规模庞大的房地产业几乎堪称当下中国合法经营产业中社会形象最糟糕的行业,房地产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也早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个行业格外需要经营业绩和社会责任都可以作为标杆的企业与人物,这个行业中的出类拔萃者在实现和谐可持续增长方面的探索分外有价值。鉴于房地产业发展的最强大驱动力量一直是城镇化,而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2011年已经首次过半而达到51.27%,[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2》,第4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城镇化最高潮的阶段正在告一段落;加之中国面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等问题,这个行业及其监管者们也确实需要抽时间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由杭州蓝狮子策划,屈波、郭建龙所著《势在人为——绿地廿年进入世界五百强》既是对绿地发展历程的纪实,也是绿地创始以来的掌门人张玉良对公司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读者当可从中汲取良多。
绿地20年,从企业经营策略到内部治理、公共关系处理等各个方面,可以称道之处颇多,市场化的运营机制、快速周转的不“精明”却高明的销售策略、用商品房的品质建设拆迁安置房的职业道德、与拆迁户共赢的选择、出售物业与持有物业两条腿走路的平衡、……莫不如此,《势在人为》对此叙述甚详。在我看来,绿地的成功首先源于对宏观大势的准确把握,特别是“做政府所想,为市场所需”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几乎对任何行业都适用,对房地产这个外部性极为突出的行业尤其如此。乘着中国国内市场高增长和城镇化的双引擎快车,中国房地产业成长之迅猛、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之大,堪称令人震撼:在绿地成立的1992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4288.86万平方米,销售额426.59亿元,仅占当年中国GDP总量(26937.3亿元)的1.58%;[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第195、197页数据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到2011年,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竣工房屋面积已达8.9244亿平方米,竣工房屋价值21796.4亿元,当年商品房销售面积10.9946亿平方米,销售额59119.1亿元,占当年中国GDP总量(471563.7亿元)的12.54%。[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2》第58—59页数据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无需否认中国房地产业界的实际贡献,因为住房改革以来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居住条件都有了显著改善,城市建设颇有进步,这些有目共睹;问题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成就巨大的住房改革造成的问题也与日俱增,解决这些问题相应也就日益成为这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已经伴随着房地产业发展而滋生起来一个能量可观的房地产利益集团,而且这个利益集团相当多的举动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是继续制造、加剧这些问题,以维护这个行业、特别是某些企业的泡沫和暴利,从而日益将自己推向社会对立面。面对政府已经或有意颁布的旨在抑制房地产泡沫和暴利的政策,这个利益集团通常高举“市场”大旗,大声疾呼要抵制来自“行政意志”的“不合理干预”;其实,由于居住被普遍视为一种基本人权,由于房地产业的外部性极为突出而超过大多数行业,本身就决定了政府不可能不对这个行业实施较强的干预,中国房地产业规模如此巨大、占GDP比重如此之高,更增强了干预的必要性,摆脱干预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且最终必然招致来自社会和市场的、很有可能是彻底失控的毁灭性冲击。即使张玉良提出“做政府所想,为市场所需”时对此还没有十分清晰、全面、深入的认识,这一理念也已经向房地产业提出了协调政企关系、企业与社会和市场关系,实现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出路。而从起家之初的大面积建设城市绿地、建设动迁安置房,到日后建设城市新区、成片改造城中村、建设保障房,从房地产开发商升级成为“城市运营商”,绿地一步步用实践充实、丰富了这一理念。绿地在这一理念下从无名小公司跃居第一家进入《财富》五百强的中国房地产企业,某些大叫大嚷追求暴利的房地产企业则瞠乎其后,更凸显了这一理念的价值。
进一步审视,在中国房地产企业中,国企是少数。2010年房地产企业共计85218家,其中国企3685家,占4.3%;实收资本36767.4亿元,其中国家资本金3189.8亿元,占8.7%。[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第188页数据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法律政策对国有经济的定位是“国民经济支柱”,而且对其社会责任等等期望较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产业,如此少量的国企如何发挥作用,实现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法律政策对其的定位,绿地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贵的样本。
绿地对宏观大势的准确把握同样体现在2001年底走出上海,将主要力量转向中西部地区。此举当时并没有吸引多少迷恋一线城市的大牌开发商、特别是上海本地开发商跟随,却契合了中国沿海成熟产业向内地转移的大趋势和推动这一产业转移的政策取向:
1999年3月,国务院提出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十条意见。
2003年9月,国务院决定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200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由此,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工业生产增速、GDP增速、出口增速超越东部的趋势开始出现,至今未变。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第五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产业转移问题,提出要“引导产业转移。健全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形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健全互助机制,发达地区要采取对口支援、社会捐助等方式帮扶欠发达地区。”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中所占份额逐步提高:
论固定资产投资,2007—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48.1%下降到42.7%;中部地区占比从20.6%提高到23.2%;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9.8%提高到2007年的21.0%,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22.8%,东北从2004年的8.1%提高到2007年的10.3%,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1.3%。
论GDP,2007—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55.3%下降到53.1%;中部地区占比从18.9%提高到19.7%;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6.9%提高到2007年的17.4%,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8.6%。
论工业生产总值,2007—2010年间,东部地区占比从57.8%下降到52.9%;中部地区占比从18.2%提高到20.3%;西部地区占比从2004年的13.5%提高到2007年的15.2%,进一步提高到2010年的17.8%,东北从2004年的9.6%下降到2007年的8.7%, 2010年回升至9.0%。[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年鉴-2011》数据整理计算。]
搭准了产业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的车,又挟有领先于内地当地竞争者一大截的产品、管理等优势,绿地的成功也就是必然的了。绿地在近年的宏观调控波折中不是没有经历过失误,但正是凭借对上述宏观大势,这家公司得以比绝大多数同行更好地度过了调控的考验而脱颖而出。
最有价值的阅读是带着问题和思考的阅读,绿地目前的经营状况中不是没有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有些问题在《势在人为》中已经有所涉及,如何从制度上保证绿地的企业经营自主权以及未来公司领导人交接班问题,但还可供读者进一步思考、商榷;有些在本书中尚未涉及,如绿地多元化经营成功中的潜在风险。
对于绿地这家地方国有控股公司,《势在人为》仅仅将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列为对其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市场规律的干扰,其实,根据当前中国社会舆论环境的发展情况,偏激、违背客观技术和经济规律、甚至纯属捏造夸大的舆论压力正日益成长为企业正常经营的外部干扰。在此压力之下,一部分企业的正当的经营自主权已经遭到了过度的侵犯,为此牺牲了效率,也损害了更大范围的公平,所得者常常仅仅是一个很小局部、很小团伙的所谓“公平”,而国企又是遭受这种干扰风险最大的。我们的舆论监督是在客观精神和知识的基础上真正发挥监督改进功能,还是助长社会戾气,乃至沦为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自废武功的工具,我们面临抉择,我们需要共同探索思考。
绿地的多元化经营策略也存在某些不确定性。应该说,绿地的多元化经营对其持续健康发展是必要的,2005年组建商业、建设、能源和汽车四大产业集团时,张玉良在写给上海市政府相关领导的信中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是绿地集团谋求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即‘做久’的需要。考虑到房地产业内在的周期性及波动性风险,绿地集团认为过度依靠房地产这一个产业是较难确保集团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发展的。因此,通过组建四大产业集团,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集团的产业结构,建立起更为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实现既快又好的发展。”[ 屈波、郭建龙:《势在人为——绿地廿年进入世界五百强》,第186页,中信出版社,2012年。]
绿地的多元化经营策略迄今是成功的。由于踏上了初级产品牛市的行情,凭借绿地人的干劲,根据《势在人为》提供的数据,绿地能源集团2007—2011年间销售额从44亿元上升至413亿元,利润从不足4000万元上升至6.5亿元。[ 屈波、郭建龙:《势在人为——绿地廿年进入世界五百强》,第177页,中信出版社,2012年。]然而,就一家已经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而言,多元化经营要发挥稳定企业经营的功用,其骨干产业最好周期不同步,亦即一个骨干产业正处于景气阶段而另一个骨干产业则处于萧条或复苏阶段,这样整个企业营业收入的波动性就被大大抵销。然而,能源等初级产品行业与房地产业运行周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步的,绿地集团以房地产和能源并为支柱产业,在景气时期固然有利于加速增长,但在萧条时期是否会加大下滑的压力、从而加剧企业波动性？这样的风险需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