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是突变性的挑战。就在两年前，西方媒体还充斥了“中国制造”征服世界的喧嚣，中国被描绘成从高科技产品到低端制造业产品都有主宰性优势的“全能冠军”。而如今的新闻里，几乎每天都是制造业离开中国的报道和讨论。很明显，西方企业界在寻求自己的供应链方面，正在完成一个巨大的战略转型。他们把中国看成过去，把更穷、人口更年轻的第三世界国家看成未来。而中国面对这一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挑战性的经济转型，显然准备不足，回应无力。由于国家缺乏宏观的战略性设想，由于地方政府一味寻求政绩工程式的短期“发展”，乃至在劳动力供应短缺的迹象已经相当明显时，仍然试图维持劳动力密集型的结构，希望以稳定汇率等等措施，把眼看就要失去的“比较优势”固守到最后一刻，进而丧失了为技术升级进行准备的宝贵时间。
富士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面对加薪潮，富士康的战略是迁移至内地。但是，在中国的劳工结构中，不管到哪里设厂，也不可能在深圳用深圳的工人，在陕西用陕西的工人。中国劳工的主力，是2.3亿的流动人口。他们在深圳也好，陕西也好，追求的是相对接近的工薪。工厂的迁移，在劳动力成本上节省的开支非常有限。而内地的工业基地在能源材料及成品的运输上，成本要远高于沿海地区。所以，仅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工业西进并不能挽救制造业的衰落，甚至延缓这种衰落也没有太大效力。富士康内迁的战略，其实还是和各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在土地、税收等等方面要来最大的优惠，以政企联盟的模式经营，实际上还是维持着强制性的劳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