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路径中的风险
自“文革”结束，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就被逐渐抬上了议事日程，在讨论改革的方式方法中显然“渐进改革”成为了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一方向在苏联的激进改革失败后显得更加难能可贵。渐进改革到今天已经进入到了攻坚阶段，相应的一些成绩和问题也逐渐的清晰化了。
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从经济着手的，这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即经济决定论。然而经济问题始终是错综复杂的，仅仅经济改革本身就涉及到多个部分即国有经济的前景、集体经济的前景、私营经济的前景、金融投资产业的前景以及公共服务的问题等。三十多年的改革让经济的总体形势有了比较大的改观，这突出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已经建立起来；集体经济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萎缩；国有经济的结构也有了较大的改观，在一些不关乎国家命脉的产业上已经有所收缩；私营经济相比改革之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私营经济在不断的披荆斩棘寻找自己的生存之路；金融投资产业随着股票和保险的不断成长也已经逐渐成为趋之若鹜的领域，房地产和相关债权的投资不断地吸引着国内、外资本；公共服务也在不断地完善的过程中，如果说近年来较为明显的就属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了，它的产生带给其受益群体的利益是之前无法想象的。当然这些可以说是渐进改革的成就，这些甚至也不是全部，在GDP的数据显示上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增幅已经跻身世界大国行列了，人均收入也在不断地攀升，但是也正是GDP和这个所谓的人均收入让人不得不重新捏把汗，重新思考改革的问题。郎咸平教授的新著《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让我有着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这绝不是一种随意的认可，而是其中的观点、视角和理论使我不得不对改革的问题更深入的思考。
郎教授认为目前的经济发展中国有经济的问题比较严重，它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私营企业的生存以及社会分配的公平。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根基和重要的调节资源深受重视，当然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经济的管理和控制也是中央直接进行的，现今的国有企业由一批所谓的高管在“尽心竭力”的运作着，但是他们真的是以国有企业的发展为最高目标吗？近几年国有企业的发展看似有着卓越的成就，但深入发掘就会发现当中有相当的大的水分，倘若没有了国家的各种补贴国有企业的全部营利都成问题。目前的国有经济格局虽然经过了相当大的调整，但是问题依旧存在那就是国与民争利的问题，在很多与国家命脉没有直接关系的行业领域，国有企业依然希望去谋得一些诱人的“油水”。在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上，郎教授更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不以为然，国有企业的性质本为全民所有制，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收益应该在全体民众的身上得到体现，当然这并不是说应该如陈志武那种可笑的建议一样将国有企业分掉，郎教授对此不止一次的表示过反对。国有企业的收益应该将大多数交予国家财政，并有财政有条理、分步骤的用于转移性支付，将它通过二次分配作用于全民的生活中去。透过了对国有企业的通心和反思，郎教授表达了自己有关经济的改革的点滴，其实他对国有经济的分析已经很全面了，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些都不在关键点上，郎教授在这本著作中专门以“国企改革陷入停滞”为题专门探讨国企的问题，当中谈到了国企的管理中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仍然有着官本位的思想、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很差以及垄断导致的产业缺乏活力、企业缺乏竞争力。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微观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国企管理者应注意的问题。在这里我想提及的是另一本书和他的作者，那就是《改革的逻辑》和卫祥云，这本书的主体的观点我并非十分认同，但仅就国企的问题卫祥云的态度值得思考。对于国企，我们今天必须抛弃极左的思维，那就是必须保留国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象征，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不适应新时期国家经济战略目标的。我们现在的社会缺乏的就是公平、正义，这其实也是任何国家都要追求的光辉思想，但这些的追求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依托。国有经济的存在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须的，它的存在是为了国家战略安全做准备，但是它不应该以雄厚的财力控制着相关产业市场，对于不涉及国家命脉的产业应该完全的撤出，甚至可以说不留一点点的痕迹。这样不仅可以保证相关产业的活力，也能促进私营经济在这些产业中的壮大，并能有效的推动相关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这里就有一个积极性扩大的现实。郎教授在其著作的后半部也谈出了相关看法，但是并不是非常的明确。我佩服郎教授的一点也正是在其对待国有企业的态度上，他当年发起“郎旋风”之时就是以担心国有企业的资产流失闻名的，这种思想不是和一些喜欢赶时髦的经济学家互相为伍的思想，是一种带着责任思考的态度。这从他的一段话可见一斑“在这里我想表个态，我们对国企的看法和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完全不同，也与世界银行截然不同，虽然他们也呼吁要对国企进行改革，我们希望和这些人划清界限：他们盯着的是国企的产权，他们呼吁把国企卖掉，他们在贩卖‘一卖就灵’的假药，他们这些假市场化之名搞改革的，其实是希望这些巨额补贴和免费资源随着企业改制，进入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腰包，随后再以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为由，把这种特殊利益合法化、私有化。”这段话说的非常犀利，也肯定能一针见血的扎在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要害。中国要走的路绝不是一条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阶层对立的道路，现在的改革包括对国企的改革不是要全盘的私有化和消解，而是要进行不断地调整，让国有经济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为私营企业的壮大发展提供基础和空间。郎教授在对国有经济问题关注的时候，注意到了最近发生的热点问题如“吴英案”，这一民间借贷的典型案例，让社会和经济界不胜唏嘘。按照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此案的定性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最初的死刑到现在的死缓说明了社会舆论以及最高法的明智是值得期待的。我曾几何时也认为吴英的死刑判决毫无疑问，因为她的行为在危害着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非法集资”的定性是非常严重的。不过我，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问题即民间借贷的产生为什么？一种事物的产生必定有它的原有，民间借贷产生的原由就是国有金融机构的借贷条件苛刻、门槛太高，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融资问题始终困扰着它们，它们的做大不断地遇到资金的瓶颈和困难。相反国有银行却对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投资开启闸门，其中亦有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这些都是国有经济结构不合理、管理不规范导致的。
如果说国有经济的垄断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不公正态度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那么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是有问题的。在国家经济产业的定位中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始终作为主力，而相应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却很少。这当中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产业结构升级在近两年是一个非常火爆的词汇，中国目前的产业升级方向竟然是美国的模式，那就是极力的兴建金融中心，发展金融业；其二对知识产权的不重视，使得各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技术创新一度陷入停顿，这一点子啊国有企业中表现的则更为突出。在我看来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很多事物产生了兴趣，这其中也包括金融产业，这种只需要通过“钱生钱”的方式便能过活的模式，那种“劳动最光荣”的的理念成为了非常过时和落后的东西，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强调劳动问题，关键在于我们的实体经济不断在国民经济的比例中不断地萎缩，这直接影响到了技术创新和真正的而产业升级。我们现在只懂得买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却忘记了这是美国人的智慧结晶，我们的企业却在这个时候想起了争夺商标的使用权和赔偿。知识产权在国外的受重视趋势在不断地增强，没有丝毫的减弱而我们这里却不断的爆出抄袭和剽窃，对于企业来讲新产品的研发成本无疑是巨大的，同时收益也会是巨大的，但是在目前的制度和法律观念下研发成本和收益明显不成比例。这直接导致了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微不足道，因此我们的产业升级并不是真正的升级，工业和制造业的减少不能说明我们的产业结构在趋近合理，我们的发展是科学的。
《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对于一些人来讲就是危言耸听，但在我看来是真正的居安思危，它与刘军洛先生的一些著作比起来更显的结实。不过我还是想谈及一些与经济看似无关的政治问题。郎教授在著作的后半部分着重提及了公平的问题，这一问题牵出来的就是税收问题，他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税收这么高，但是我们的公共服务质量那么差呢？他在本书的前半部分还提及了亚当•斯密的崇高理念，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点。很多人包括郎教授在内一直都在抨击着“非左即右”的意识形态观，但我依然要将这是不可避免的。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决定了他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关注是有限度的，在相关问题的思考上也是有局限的，和马克思相比他并没有提出鲜明的解决办法，这就决定了他只能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至于郎教授那个疑问，其实也很好回答，那就是负责的方向问题，一旦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又怎么能够指望他对公共服务的质量感兴趣呢？有时候必须承认经济问题虽然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是政治始终与它交织在一起，对于经济中的公平正义的追求必然会通过意识形态的不同反映在政治中。那么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渐进改革和激进改革到底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点，不同点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方式、方法的不同，但是相同点很多人会产生疑问，这就需要清晰化它——改革的目标就是社会民主和公平正义，倘若实现不了这个目标什么样的改革路径都将是失败的。
任何改革都将面临风险，即使到了最危机的时刻也应该保持自己的理性的判断坚持下去，《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无疑能够让人居安思危，建立一种反思的思维模式，最终拨正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歧途，始终保持着渐进改革的方式方法和恒定不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