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子崖遗址恢复了一段历史本来面貌，“鹅鸭城”的传说更令人深思：
4000多年前，山东章丘这片土地上就有一座很气派的城市，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的陶器，预决吉凶的卜骨，夯实的的城墙等等，都说明这里曾经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
1928年4月4日，当时还是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学生的山东籍学者吴金鼎来到平陵进行考古调查。平陵在章丘龙山东北，早在春秋时期就是一个重要的城邑。吴金鼎登上高阜东眺，一个长方形小城垣状台城映入眼帘，这就是城子崖，当地人俗称“鹅鸭城”。说起鹅鸭城，相传是养鹅鸭的地方：唐初，唐太宗五子李佑被任命为齐州都督，李佑骄奢淫逸，特别喜欢斗鸭、斗鹅，在平陵养了许多善斗的鸭鹅，老百姓就讽刺这里叫鹅鸭城。“养鹅鸭何必建城？”吴金鼎带着这样的疑问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考古。
历史在城子崖改写
吴金鼎在城子崖西面的断崖上看到火烧的痕迹裸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土里有陶片、贝壳和动物的骨头，随手挖几下，竟挖出两枚粗糙的骨针，再细察土层，不见金属、瓷器碎片，更无煤渣，吴金鼎意识到这是一处远古文化遗址。随后的1930年和1931年，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两次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一个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被命名为“龙山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沉睡了4000多年之后又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一发现，证明中国东部在4000多年前存在着一个土生土长、不同于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
20世纪20年代，国外考古学家根据仰韶文化的彩陶与中亚和远东的彩陶有近似之处，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的假说，有意无意地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贬低，不是将中华文明的历史估计过短，就是将中华文明的高度估价过低。当这种假说甚嚣尘上之时，城子崖考古发现无疑是一道文化宣言，黑陶文化让“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当时参加考古发掘的学者无不为之感激涕零，在他们的考古报告中写道：“我们替中国原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希望由此渐渐地上溯中国文化的原始，下释商周历史的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可循的轨道”。在城子崖遗址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中，刚刚步入这一领域的中国考古学家在掌握和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的能力上有了突进式的提高，把中国近代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从齐鲁大地上正式起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