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因此，在全市上下打造“信用宁波”的今天，近代“宁波帮”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一般以为创业之初，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在所难免，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有血腥味嘛。然而“宁波帮”绝对不搞这一套，依靠诚信为本。世界船王包玉刚祖上的故事，宁波人耳熟能详。但最让人感动的是宋汉章。这位近代著名银行家，于1931年创立中国保险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不久，由他承保的汉口申新四厂突遭大火，损失惨重，折合银元达200余万元。这是民族资本家荣宗敬所办的一家新型大厂，失火后工厂停产、工人失业，劳资双方都切盼着保险公司尽快赔偿火灾损失。可是中保的实有资本，也就250万元，一旦理赔，很可能倾家荡产。社会各界莫不关注，尤其是中保的其他投保户，忧心忡忡，深怕中保“拆烂污”。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宋汉章没有二话，不惜任何代价，坚决维护公司信用，消除人们“十赔九不足”的疑虑，而且是快赔、赔足。申新四厂专门在上海《申报》和《新闻报》上，以整版篇幅刊登鸣谢启事，使它因祸得福，信誉鹊起，生意兴隆。
宁波近代金融业，以经营钱庄闻名于世。钱庄资本大多来自客户存款，而放款都是信用放款，全凭跑街口头约定，做活生意，人称“赊销码头”。但是，跑街从不因为得了客户好处而滥放贷款、造成倒账或死账。当时北京有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四大钱庄，“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而在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滩，宁波人也是独占鳌头，钱庄业九大家族占六席，秦润卿长期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宁波钱庄业以骄人业绩赢得“信用经商”的美誉。
近代宁波商帮，还从事一项全凭信用的特殊行业———民信局，其功能相当于现今的邮政局，书信、报刊、契约、金银、钱票皆可邮递，兼营护送货物。这种民间邮政机构，除了雄厚的实力，更需要绝对的信用。有人说过：“民信局为宁波之专业，资本甚大，信用亦最佳，凡一经民局保险之信札，内中银钱汇票，倘有遗失等情，一概由该局赔偿。”这种“一诺千金”的企业信用，使宁波自清乾嘉以来，一直是民信局的中心所在。
企业品牌打响后，是否仍需“诚信为本，义中求利”呢？20世纪初，日本的铁锚牌毛巾垄断了中国市场。陈万运、沈九成创办的三友实业社奋起拼搏，生产出质优价廉的三角牌毛巾，以其质地柔软、吸水性强、经久耐用而打败“铁锚”，夺回了被日商抢去的市场。因为毛巾是消费量很大的日用品，民众的爱国热情又很高，有人便建议毛巾原料改用国产的20支纱，这样每年可节约成本30万元。但是，陈万运和沈九成认为，名牌产品偷工减料，等于自我毁灭，利用爱国热情推销劣质产品，更是罪该万死。他们不为30万元所动，坚持以进口的42支纱为原料。
“宁波帮”深知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生命。据权威部门统计，全国现存中华百年老药铺81家，其中13家是甬商创办的，比例高达16%。这些金光闪闪的招牌，全由“诚信”二字铸成。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之原型，即宁波乐氏家族的北京同仁堂，至今已有整整三百年的历史，其长盛不衰的奥秘即“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乐氏严遵祖训，一丝不苟。炮制虽繁，不敢省人工；味品虽贵不敢减药材。“诚信为本，义中求利”的经营之道，长期被宁波商帮所恪守，直至当代的海外“宁波帮”，也都奉为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