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宁波精神中，“创新”可以说是宁波精神的本质之所在。宁波在文明架构中处于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结合点，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才孕育、培植并不断锤炼着宁波人民勇于进取、敢作敢为的创新精神。宁波人的创新意识，不仅在历史文化的时空上有过耀眼的闪光，而且在近、现代，尤其于当代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有着丰硕的成果。宁波的创新精神还不止见于一般意义上的创造活动，而是凸显着原创性、开拓性与个性化的时代特色。
宁波创新精神的灵魂深藏在“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态之中，并成为宁波人勇往直前的内在驱动力。这种创新精神早在浙东文化的学术思辨中就能找到强烈的印证。明代的王阳明敢于在禁锢人们精神的“理学”一统天下的思想格局内，公然倡导“致良知”学说，鼓动人们冲破既定的思想牢笼，去争取自我心灵的解放，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掀开了光辉的篇章。黄宗羲以振聋发聩的声音，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与民主启蒙的进步观念，历史性地突破了儒家理论的传统框架，让百姓在黑暗的封建年代里看到未来社会的曙光。这种创新精神在近、现代的宁波商帮的发展史上，也不难找见。是宁波人朱葆三、虞洽卿等破天荒地筹建起新型航运公司，并于20世纪30年代率先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其他如宁波商人叶澄衷，人称“五金大王”。还有“火柴大王”、“肥皂大王”等宁波商人抱着“敢为天下先”的观念，纷纷成为各自行业的“巨子”与“领头羊”。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宁波人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中勇当“弄潮儿”，在资源缺乏、能源不足的客观条件下，已获得年人均GDP超40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不能不让人深感“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宁波创新精神的思想基础建立在“敢创业、不守摊”的理念之上。这在宁波人创业的思想与经历中，习以为常，司空见惯。还是在20世纪初期，不少宁波商人就充分利用积累的资金去创办新兴实业。宁波商帮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起先多在家乡小打小闹，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走出宁波，到上海及其他大城市寻求新的创业机遇。他们敢冒风险、善于经营，思想不保守，行为不守摊。像早年当过普通职员、最终成为工商巨头的虞洽卿，就把事业的中心推向上海，并获得巨大成功。宁波商帮叶澄衷当年在上海的火柴业已很有地位，但他还是联合其他商人在汉口创办起一家规模空前的火柴企业，使自己的事业更上一个台阶。又如武汉的机电业、上海的五金业、天津的制衣业、东北的开垦业等有影响的实业，几乎都是闯荡天下、敢于创业的宁波工商者所为。这种敬业、创业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生着作用与影响。当代宁波人“敢创业、不守摊”的理念也表现得十分强烈，宁波的众多企业如塑料业、电器业、机械制造业、文具业、模具业以及“雅戈尔”、“杉杉”等已走出宁波，在全国许多重要城市的经济活动中塑造着他们非同一般的出色形象，甚至在世界各地也拥有一定的市场地位，这也是“敢创业、不守摊”创新精神最有力的见证。
宁波创新精神还涌动着一股“求发展”的思想活力。应当说上述“敢创业、不守摊”也是一种“求发展”的重要表现，然而宁波创新精神中的“求发展”还更多地反映于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之上。在明、清时期，宁波之所以能出现诸如王阳明、黄宗羲这样一流的思想大家，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已出现商品经济的萌芽，因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产生与之相适应的进步思潮，这种“求发展”的时代意识促成了“浙东学派”带有原创精神的学术观念，也给近、现代宁波商帮的巨大成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今天由宁波创新精神所演化的“求发展”的思想活力，进一步激发出宁波人民空前伟大的创造力，宁波的面貌日新月异，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雄姿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不久的将来，全球第一长桥要横跨于宁波与上海间的杭州湾海面上，这里高矗起的是一座现代化“发展”的丰碑。“求发展”的宁波创新精神必将透射出更加炫目的绚丽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