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言非耸听
评《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乍一听到“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的话，肯定会有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多少成就，难道会因为在发展中存在的一点点问题而走上危险的边缘？对于这种“危险的论调”，肯定是别有用心，或者是“尔曹身与名俱灭，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对于带病前行的中国经济而言，对于那些好大喜功、只喜欢听好话听不进去建议的管理层来说，只有这种带有警醒的观点才能让他们冷静下来，郎咸平教授素来以敢说著称，这本《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也是他对于中国经济中存在诸多问题一次畅快淋漓的表述，也是一次对于中国经济从宏观到微观深入分析研究的尝试，书中对于问题的剖析详细具体，言辞凿凿，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引用了欧美和香港对于经济改革和日常管理的经验，希望能经济改革提供一些帮助，也是不错的建议。不为唱衰中国经济，而是为经济寻求改革良方。先贤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至今仍适用于我们的改革，如果能唤起国人对于经济的警醒，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中坚定地选择经济方向，从危险的边缘中摆脱出来，那么就是这个国家的福分了。
只有正视问题，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中国经济是不是有问题？回答是肯定的，而且目前国家从上到下，都在思考着如何进行改革，如何让经济更好地步入新的增长。目前中国经济的格局不甚乐观，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说，因为金融危机和人民币汇率等原因，出口不行了；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问题没有解决，内需难见起色；固定资产投资已经牵动中国经济增长多年，也进入了疲态。这只是我们经济增长方面的问题，背后的政府管理问题、企业问题、政策问题、社会问题更令我们揪心，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企业一管就死、一放就散，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和谐稳定，等等。所以我说，危言非耸听，我们确实该冷静下来，重新思考我们的改革开放，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在经过调整以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就是释放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给经济注入了无穷的动力；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都在很大程度上贡献了经济增长。然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个活力逐渐被我们的管理给限制住了，以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珠三角竟然出现了大批民营企业倒闭的现象，而“共和国长子”却不爱护民企小弟弟，屡屡上演“国进民退”的大戏。更让人唏嘘的是，除了垄断暴利之外，国进民退并没有给广大民众带来多少福利，他带来的是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缩小、就业率的下降和员工收入的减少。民航最暴利最爱延误，于是众人趋之若鹜，每年的选空姐比选美还热闹。电信又慢又贵又没活力，漫游费不仅收你没商量，即使是有问题也是消费者的问题。大多地方的出租车公司爱涨价却不爱改革，于是司机的骂声不绝，消费者的骂声不停，直指暴利的垄断。
我们的经济管理者在市场经济上经常扮演“老板加婆婆”的角色，这在改革初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政府将企业管理的权力下放，才会有企业管理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每年30%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推动着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这也是功劳之一。习惯了以后就不容易放手，特别是当经济遇到问题的时候，管理当局更是习惯性地将所有的事情大包大揽，以求问题得到自己意想之中的解决。从行政审批到银行、证券、税制，中国经济背后无一不晃动着政府辛劳的影子，这种管理方式无疑大大限制了经济的活性。政府要做的是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并对市场运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检查，藏富于民；而不是教练员兼运动员的参与，事无巨细地事必躬亲，与民争富。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我们不便下这个定论，但是30多年的改革带来的伤痛至今困扰着中国经济，却是事实。对于勤劳勇敢、聪明智慧的中华民族来说，方法总比问题多；除了针对我们自身的经济特点提出一些独创性的解决方案之外，欧美香港的一些成熟做法也可以采用“拿来主义”。倘若我们坚定地树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那份危机感，厘清改革的长远大计和发展的思路方案，并努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摆脱各种低、老、坏的毛病，给予企业和人民足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那么我们的未来大有可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为郎咸平教授的呼喊鼓掌，为能在改革的关键时刻听到不一样的“刺耳”声音感到欣慰。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要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从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去思考改革方案，方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