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管仲改革和齐桓公称霸是春秋历史中的晨曦朝阳，那么城濮之战晋楚争霸无疑是春秋历史的日中之天，而吴越争霸则是春秋历史中的黄昏斜阳。吴越争霸虽有争霸之名，但其本质不过是复仇二字而已，阖闾伐楚，本质是伍子胥、伯嚭的复仇之战，夫差灭越，是为了一雪阖闾在槜李之战中兵败身亡之耻，勾践灭吴则是报灭国之仇。这些复仇故事的主角除了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外，基本上是伍子胥、伯嚭、范蠡、文种等几个楚国人。人说“春秋无义战”，吴越争霸便是明证。但是，正义是相对于当时的人民，相对于后世的历史而言的，春秋战争没有正义，那是宏观而言，对于历史中微观个体的评判，更为客观公正的标准应是做人的大义，而不是历史的大义。而做人的大义，说白了只有两句话，一是祖国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二是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应该舍利取义。所以，才有伍子胥的忠贞和智勇双全，伯嚭的奸诈和有才无德，勾践的卧薪尝胆和心胸狭窄，夫差的忠奸不辨和妇人之仁，通读以上人物的主要事迹，这些评价基本上是客观公允的。
但是，贾志刚在《说春秋-吴越争霸卷》中，从历史求真的角度对伍子胥和伯嚭这一对生死冤家进行了重新解读，并提出了和传统观点有所区别的评判标准。贾志刚在书博会举行《说春秋》第五部首发签售活动和讲座时这样说：“这本书颠覆了之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伍子胥并非忠诚，死得不冤；伯嚭是历史上所谓的奸臣，而我却认为他通过自己的方式改变了命运”。
首先，贾志刚“还原”了历史上伯嚭的真相，继而通过对伯嚭和伍子胥两人结局的比较，提出了在官场上，做人应该学习谁的疑问？作者认为，伯嚭的才华不在伍子胥之下，而且，在性格方面他不像伍子胥那样草率和容易冲动，他处事沉稳，心思缜密。因为和伍子胥有着相似的遭遇所以来到了吴国，此后，和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阖闾一度灭楚并报了家仇，但在吴王夫差时期，在如何对待越国这一关乎吴国未来国运的问题上，他和伍子胥完全对立。他大肆收受越国贿赂，为越国复兴提供种种便利，最后终于导致吴国灭亡，而他本人却将这一切归结为夫差的昏庸和勾践的坚贞与英明，关于他的结局，传统观点认为是伯嚭向勾践投降，但勾践因不齿其人格而将他杀害。而贾志刚经过论证认为，伯嚭投靠越国，得到勾践的接纳，别且在勾践身边同样混得如鱼得水。对此，贾志刚认为伯嚭的人生值得肯定，因为通过自己的方式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轨迹。分析大致如下：伯嚭在逃亡到吴国后，对自己家族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为什么自己祖辈三代忠于楚国，但最终都落了个悲惨的结局，这不能说是巧合，也不能归罪与环境，只能从自身找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从前的自己，甚至父亲和爷爷都没有适应官场上的生存法则。所以，伯嚭的奸诈和无耻有了理由，为谋求个人利益一次次背叛主子也有了理论基础，但不知这个理由是伯嚭本人的真实反省还是作者强加给古人的。在楚国遭人陷害，不得已逃亡吴国，这不能算是背叛祖国，但在吴国贵为人臣，以他的政治眼光和洞察力，不可能不知道越国君臣的险恶用心，但为了个人利益，在吴王面前一次次的进谗言，放勾践、纳西施、害伍子胥，这些关键事件的背后的决定因素都是伯嚭，吴国灭亡后他又厚颜无耻的卖国求荣，叫他“楚奸”吧，败坏的却是吴国，叫“吴奸”吧，他又是楚国人，反正伯嚭就是一个品行低劣的人，但如此人物，贾志刚还从还原历史的高度，不但给他找了一个看似高尚的理由，而且，言外之意，官场中人不要学习伍子胥，而应该向伯嚭学习。面对如此无耻的逻辑，我只能说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随后，作者接着语出惊人，“伍子胥并非忠臣，死得不冤。”作者认为，伍子胥到吴国后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自己的复仇，并没有造福于吴国，所以他算不上忠臣。诚然，伍子胥逃亡到吴国后，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包括举荐孙武、伯嚭，包括策划吴国政变，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鼓动吴国伐楚，并且最终也达到了目的。如果说吴国灭楚是直接结果，但没有吴国的强大怎么会有楚国的灭亡？而且，吴国的强大不仅仅是靠穷兵黩武，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人民的教化和战略思想的改造，使吴国摆脱了蛮夷化，没有伍子胥就没有这一切。退一步讲，即使伍子胥为报私仇而挑起吴楚战争有待讨论，至少，吴国的强大，他功不可没。伍子胥首先是吴国的功臣。再退一步讲，如果真像贾志刚说的，伍子胥所做一切只是为了报个人私仇，那么，在对楚怀王鞭尸后，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后来的吴越争霸按说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甚至可以像伯嚭那样从中渔利，但为了吴国，他依然不顾自身安危，一次次的揭穿勾践君臣的阴谋，一次次的冒险直谏，直至搭上自己的姓名，这样的臣子，如果还不是忠臣，敢问作者，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忠臣？伍子胥的悲剧根源在于他的性格缺陷，而不是因为他的忠诚。“忠”是一种价值观，特定的时代，价值观有对错之分，性格是一种个体差异，对于特定的人群特定的事业，性格只有缺陷和优异之别，而无错对之分，人物命运是一种暂时性的结果，结果只有必然与偶然之分。决定命运的是性格，而不是做人的原则，坚持原则没有错，为原则付出代价更值得颂扬。贾志刚自认为颠覆了对伍子胥和伯嚭的历史评价，但实际上混淆了原则、性格、命运三者的关系，并以命运结局来否定原则和道德操守的价值，其结果必然是荒唐的，也是经不住推敲的。
最后，对于历史的认识，作者再一次的偷换概念。贾志刚说“写历史首先要把屁股坐正，否则就是自欺欺人。”求真当然是历史的生命线所在，但求真只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目的，通过史料分析，推论出和传统认知不同的历史事实这是求真，但不同的史料有时可以否定已有的历史观点，有时仅仅是对事实的纠正而不影响历史观点本身。纵观本书，作者在求真方面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对伯嚭死于越王勾践之手这一传统结论的否定，但这和对伯嚭、伍子胥的评价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只要伯嚭暗通越国，伍子胥死死进谏是事实的话，其他的东西对两人的评价都无关紧要。 贾志刚最后又说“历史很真实，但是又很虚伪。要客观地书写历史，最重要的一点要看清事物的本质，什么是本质？人性和利益。什么是虚伪的？什么是真实的？从人性和利益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这句话说的确实有水平，因为他终于道出了作者的心声，但其思维模式却是典型的男盗女娼。作者言下之意，研究历史，只要紧紧抓住“事事符合人的本性，处处满足欲望和利益”这一关键点，基本等于抓住了历史的本质，否则，一味的谈道德和价值观，便是虚无的。难怪作者建议官场中人要学习伯嚭。
人性和利益是一切矛盾的根源，但绝不是历史的本质，更不是世界的本质；人性和利益是研究历史的众多工具之一，而不是开启历史之门的唯一钥匙。历史应该是一门社会科学，但它永远不会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为时光无法倒流注定了它无法模拟，无法实验，甚至我们不能还原其真实性，但这无碍它的现实意义，因为历史求真的目的是为了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就像相对于孰忠孰奸，伍子胥和伯嚭真实的人生结局如何并不重要一样。正因为人本性自私，所以才需要高尚的道德和严峻的法律来约束。不能因为适应人性的自私来否定甚至颠倒道德价值的意义。贾志刚是一名体育记者却不知体育竞技虽然侧重最终结果，但体育精神才是本质所在的基本道理，历史和体育虽属不同概念，但却有相通的地方，遗憾的是，写历史的体育记者的贾志刚，对此却毫无所知。作者貌似通过还原历史真相来颠覆传统观点，实则颠倒黑白，扭曲价值，是典型的以考古的名义来盗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