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当今世界已进入中国20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仔细想想，此话很有道理。彼时，国家林立，纷争不断，大国争霸，小国求存，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基因逐渐形成。今天全球化大环境下,世界各国的内政与外交，战争与和平等和春秋战国何其相似？基于世界大势已在2000年前的中国大地进行过彩排的事实，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能够拯救未来世界的必将是东方文明，若能如此，确实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既然今天的世界是历史的翻版，我们应该先认真学习一下2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国家外交战略，惩治腐败等方面的成功案例或失败教训，这无疑有助于我们用春秋的智慧擦亮自己的眼睛。`
国家的外交战略，没有高尚与卑鄙之分，只有实用才是硬道理，但从长远来看，外交只能是内政的延续和补充。
按照综合实力，春秋时期（主要指楚庄王后吴越争霸前这一历史时期）的国家大致可划分为三类，晋国、楚国为超级大国，齐国、秦国、鲁国、宋国为中等国家，而许国、陈国等等无名国为小国。在此背景下，和20世纪美苏争霸时一样，当时世界被划分为南方的楚国集团和北方的晋国集团两大阵营，所不同的是春秋时期的划分标准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地缘和国家利益。看看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外交策略。鲁国，因为经常遭受齐国的欺负，因此其外交战略是向晋国“一边倒”，所谓的“擦掉一切陪你睡”；齐国，曾经的超级大国，到了这一时期，实在是不争气，但不争气也要生存啊，于是乎，“阴奉阳违，凡事只耍嘴皮子”的外交战略闪亮登场了；宋国，一直以“仁义”“礼仪”见长的“文明古国”，有着宋襄公凭借“蠢猪式仁义”争霸而失败的“光荣”历史，一直视面子为第一要义的国度，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郑国，这个天生便被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的不大不小的国家，在看透晋楚两国为了达到消耗掉对方实力，只是挑衅或虚张声势但却无意发生正面冲突的如意算盘后，便想尽一切办法挑起战争，甚至主动侵略两个大国的跟班国家，从而利用大国的战争来谋求本国的和平，这个策略可谓出奇制胜，这需要多大的创意和勇气啊！可见，齐鲁两国，一个是最早的超级大国，一个是周礼的故乡，但为了生存却是彻底的抹开了脸皮，而郑国、宋国比较小，却比较坚挺，敢于和大国死磕。从结果上开，齐鲁两国的外交战略，或者说在晋楚两强夹缝中的求存之道，看起来有些热闹，有些滑稽，但正是这些既算不上道德，更谈不上强势的战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保证了本国的领土安全，但也把自己从大国名单中彻底给抹掉了。而郑国和宋国“靠自己”的战略，虽然付出了代价，但也保住了国家，而且创造性地贡献了外交智慧。其实，今天国际上的外交策略，和春秋时期何其相识？因为智慧，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更因为实用是外交的目的，不战而驱敌之兵是外交的最高境界。但结合后来的历史，战国时期，齐国经齐威王治理，重新成为一个东方大国，而宋国，郑国最后仍无法克服小国寡民的先天不足，最终早早亡国。可见，外交固然重要，但只能是内政的延续和补充，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离不开高超的外交战略，但即时是小国或弱国，短时间内可以通过外交来弥补国家实力的不足，但如果不能抓住良好的外交战略创造的有利时机进行励精图治，最终还是不能走出昔日的阴影。
腐败固然是个问题，但反还是不反，更是个问题。
贪婪是腐败的源泉，权力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虽然，只要存在私有制和权力统治，腐败便不可避免，但是，不同的政治体制下，不同的领导魅力，腐败的严重程度是大相径庭的，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比如春秋时期的晋楚两国，晋国的政治制度类似于内阁制，军国大权基本掌握在六卿（个别时期卿的数量大于六个）手中，因此，在晋文公、晋悼公等强势的国君时期，因为国君非常强势，基本可以驾驭六卿，加上整个领导班子的人格魅力，腐败得到了有效遏制。而在其他时期，实权全在卿的手中，国君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上的，有点像历史上的日本天皇或英国女王，因此，一旦居于权力核心位置的中军将腐败，一般来说就是集体腐败，而集体腐败最大的危害便是国君和人民都无法反腐败，积聚久了，只能是分裂和革命。中国历史上，晋国实在是个既英雄而又悲哀的国家。英雄是因为它是称霸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诞生了无数英雄的一个国家，悲哀是因为它的权力斗争和腐败，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如果权力斗争能够得到遏制，那么统一中国的绝对不会轮到秦国。在这样的国家中，腐败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否反腐败，无论是国君，还是六卿中或者统治集团中不腐败但却想反腐败的卿也好，这才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正如贾志刚在《说春秋之四》中所说的，“不反腐败是国家亡，反腐败，是家族亡”，所以，晋国才有了荀偃、士匄两个当时国际闻名的腐败分子，超级大国总理、国防部长级别的人物在国际上以侵略小国为名，以中饱私囊为目的，如此的故事实在匪夷所思。反观当时的楚国，其政治制度比较接近于君主独裁专制，虽然也有比较强大的诸侯家族存在，但国君掌握着绝对权力，因此，只要不是特别昏庸的国君，其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执行力也比较强。写到这里，不由想起时下中国的腐败问题，在此借题发挥两句。
记得与朋友甲聊天时，曾多次侃起腐败问题，和很多抱有幻想并有一点“暴力倾向”的人一样，我一直认为，要反腐败必须要用重典，要严刑峻法，要多杀人，他马上反问，即使像朱元璋一样重刑治吏，那么究竟都杀谁，能杀完吗？可见时下腐败已经成为社会流行的风气而不是违法违纪那么简单；与朋友乙聊起腐败问题，他说，要反腐败，必须要让反腐者无后顾之忧，要无后顾之忧，只能实行世袭制。该论点看似荒谬，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反腐的难度之大。首先，从政治学和法理学角度看，腐败分子侵蚀的不是某一家某一人的利益，而是所谓的大家的、人民的或者国家的利益，所以，只有全体利益被侵犯的人民才是最有力量，也最有动力去反腐败的，但问题是个体的人民或者小团体的人民是没有任何能力直接行使惩治腐败的权力的，现实的问题往往是，即使行使监督腐败的权力也会遭到打击报复，所以只好选出人民的代表来，再由代表选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领导来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结果是选来选去，看似层层负责，但到头来，就是没有人对权力之源的人民来负责。其次，一旦腐败蔚然成风，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学原理同样会在官场上发挥作用，腐败者生龙活虎，不腐败者被“主流”敬而远之，反腐败者往往被腐败势力齐心协力的整倒。反腐败，说到底，群众所能做的只是不停的发出呼声，而真正下决心实施，且有能力执行反腐的只可能是更高层和最高层，虽然，即使如此仍是困难重重。但在最长只有两届任期的政治制度下，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开始的两年,为了稳定不敢去反腐，即使"新官上任三把火"而去反腐败,更多程度上也是试水之深浅而已,最后两年为了光荣退休而不能反腐，剩下短短五六年时间，还有经济、民生、外交、应对自然灾害一大堆事情去做，所以，纵算优秀的政治家，也只能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如何发展经济，把ＧＤＰ这块“蛋糕”做大上去，而无法做到将反腐败提到第一要务的程度上。毕竟，从短期来说，经济停滞比腐败成风更可怕，但是，看看历史上的晋国，腐败还是要坚决惩治的。当然，我绝不是在推崇世袭的政治制度，因为那是在开历史倒车，本人绝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胆量，我承认我也暂时不能提出更好的办法来,我只是把大家都看到的问题阐述一遍，并把自己能想到的道理讲出来，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