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读鲁迅之《藤野先生》，为这位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正直热诚、治学严谨以及超越狭隘民族偏见的高尚品质所感动；读朱自清的《背影》，脑海深处总涌现出那位身体肥胖的父亲在站台为儿子送行时，穿过铁道，爬过月台去买橘子的那一幕。在哪个流行声讨父亲的年代，朱自清用白描的手法，写出了一个好父亲。今天，在一个“士无廉耻，国无希望”的年代，赵越胜追忆恩师周辅成的《燃灯者》一书，让我再次找到当年读《藤野先生》、《背影》之后的那种感觉。作者在书中除表达对辅成先生的哀思与怀念之情外，还梳理了周辅成主要的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这些思想所蕴含的独立思考、人格尊严、自由博爱的价值追求，在礼崩乐坏的今天，仍是一盏明灯。
今天，赵越胜给人的感觉好像不如周国平、徐友渔等人名气大，但通过张志扬、周国平、陈嘉映等人对赵越胜才华的赞誉和对本书的评论，我才知道原来这种错觉是因为赵越胜的低调，他虽然写的一手好文章，但写了文章也只是在朋友中传阅，对出书是十二分抵触。如果说周国平等人的序言只是众星捧月的话，那么读完《燃灯者》之后，方知他们在序言中所言非虚。辅成先生是赵越胜人生之路上的燃灯者，是他“爱智求真，立身以仁”的宗旨和平易近人，知行合一的大师风范将作者带入哲学的殿堂。书中有几个白描的画面，将一代大师辅成先生的精神品格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作者描述辅成先生给哲学进修班授课时的细节，“先生连续讲了一个半小时，屋里很暖，先生又穿着厚厚的制服棉袄，加上不断板书，渐渐地额头上有了汗意。先生不经意地用手去擦，不觉在自己的额头上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这段描写，朴实无华，但却能够触动心灵深处。辅成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名，即使对如作者当年一样的哲学“愣头青”授课，也没有丝毫的架子，而是一丝不苟，一旦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便会物我两忘。
书中多次写到作者在车站送别辅成先生的情景。第一次是作者和辅成先生在吃完晚饭后，在寒冬雪夜畅谈哲学与时事，不知不觉走了两站多地，作者怕耽误32路车，便硬让先生上了车。“电车开动之后，先生举起手杖向我晃了晃，就坐下，随着电车启动的呜咽声远去了”。最后一次送别是在遥远的法国，作者在机场送辅成先生回国，“送先生到登机厅，先生过安全门后回过身来，举起手杖，双手作一揖，便转身走了”。辅成先生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师，是自由、博爱、人道主义的知行合一者，更是一位温文儒雅，值得尊敬的长者。聚散离合，本是人间常情，但当我们知道作者和辅成先生之间这种亦师亦友亦父的感情时，那寥寥数语的离别背后，该有多少的深情厚谊？
书中对辅成先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较系统的介绍，透过这些介绍，让我明白了何为大师以及今天为什么缺乏大师。辅成先生那一代读书人，“侵淫于中国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义，从来就抱着打通两造、消泯畛域的雄心，也就是以求无分东西的普世价值为最高理性。”今天的思想自由，早已和辅成先生所追求之自由大相径庭。辅成先生崇尚苏格拉底、康德等人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但并没有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相反，他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正义”“人本”的前提下“贯通中西”。他认为，儒家有朝野之分，真正的儒家是“从道不从君”，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是“以德行仁”，而非“以力假仁”。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阉割，使儒家思想中的民本观、仁义观变质，使读书人本有的自由风范也磨灭殆尽，最终成为统治集团的工具。
哲学是智慧之母，也是诞生大师的沃土，哲学的精髓就在于思想自由与人格独立，如果丧失了这两点，再丰饶的物质条件也不会诞生大师，一个没有大师的民族，是必然走向衰败和死亡的民族。对今天的中国，辅成先生生前曾不无担忧的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没人管。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小人物的大事情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缺乏公义”。“国内的学术腐败问题已成痼疾，昔日士林所不耻之事，而今竟成通则。士无廉耻，国无希望啊”。辅成先生认为，“仅仅是生命或财产，并不能构成神圣的人权，其必须以人格为根基，始能使人权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所以，二十一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讲清楚，而是先把公正或义讲清楚”，因为，“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
辅成先生去世后，北大没有官方人员到场悼念，作者说蔡元培先生的北大连起码的礼貌和教养都没有，说辅成先生是寂寞的。但这种寂寞是伟大的。辅成先生的伦理学，曾被批为自由主义的毒瘤，但却是真正的人民伦理学，是非常朴素但又非常扎实的东西，既不以甘言媚世，也不对权势者奉承，它只是如劳动者的手足，一步一个脚印地耕耘。为了进一步阐述人民伦理学，辅成先生借用康德的哲学思想，指出“人是目的”。即评判一个国家、政府好不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当做目的。凡是讲基本人权，讲人性的政府，即使有点错误，也可以挽救，凡是无视人权，挑动人的仇恨，残害人的精神活动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两件留名历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坏政府。”因此，辅成先生曾发出过“人民、人民，天下不知有多少罪恶，是假借你的名字以行”的批判，他还借用克鲁泡特金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论“革命应能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否则必是假革命的名义以行的权力之争”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正是这种发自丹田而非喉管的声音使先生成为社会道德的最后守护人。
“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赵越胜痛失恩师，何其悲也？赵越胜幸遇辅成先生这样的燃灯者，又何其幸也？辅成先生“积一生之学，持平实之论，立足典籍而心在田野，从无一时动摇，其理念之一贯，心性之坚实”，足为我辈后学楷模，实乃中华之幸也！辅成先生在经历先辱后杀、辱而不杀的动荡后，晚年又眼睁睁的看着读书人“竞相做辱人者的同道”，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的景象时，先生何其悲也，中华何其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