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看到三本以《中国人的德行》为书名的书，一本是之前提到过的切斯特·何尔康比的著作；一本是又一个老外亚瑟·亨·史密斯（中国名为明恩溥）的著作。明恩溥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较切斯特·何尔康比稍晚，也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华，最终成为一个中国通的。值得一提的是，明恩溥先生为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就是在1908年，和其他人一起，推动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第三本《中国人的德行》的书，就不是老外写的，是我国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的著作。英年早逝的傅斯年先生是胡适的学生，也是中国近代难得的有洞察力的学者。他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和代校长，去世前任台湾大学校长。更值得提及的是，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之后，傅斯年先生任著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他的老师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傅斯年先生的《中国人的德行》，应是其治史之外关注社会问题文章的集萃，涉及文化、思想、政治、社会、教育、文学等诸多方面。本文中要说的，是傅先生关于言与行问题的一些观点，目的是为文化建设尤其是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方法问题提供一些佐证。
在“多言的政府”一文中傅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西汉初年，鲁人申公以《诗》学负一时盛名。汉武帝即位时，“好侈务大”，请了申公来，希望他“为朝廷做几个宣言，献几个计划，制几套标语”。可是，申公与一般愿意说好话的儒生不同，他对汉武帝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武帝挺了很扫兴，赶紧送他回家了。
现在看来，申公的话实可谓金玉良言，管理国家不在你提出多少漂亮的口号，要看你的“力行”方面做得怎么样。国家如此，企业自然也如此。
傅先生说这个故事，不是说一个社会不应该有信条，他只是反对那些华而不实、泥古不化和违背人性的信条。在“社会的信条”一文中，傅先生说，“为保持社会秩序起见，当然须赖公共的信条。但是信条与信条不同，总要分个是非，辨别它的性质，考察它的效果——不是可以一味盲从的。”之后，他提出了考察信条的三个原则：其一，“社会上的信条，总出于人情之自然”，即信条要合乎人情和人性，“我们若是服从不合人情的信条，必定变成戏法的‘奇人’了”；其二，“这种信条，总要有意识，总要对于社会或个人有利益”。傅先生认为，信条“全是为了增进社会的幸福起见”，如果没有利益或者有害，就不能遵从它；其三，“信条总应合于现日的社会情形”，如果历史经过了多少年，社会性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还是要遵循历史上的一些信条，就如同信仰死灵魂和泥菩萨一样了。可惜的是，傅先生说，“中国现在社会上的信条，一百件中，就有九十件是死灵魂、泥菩萨”。
说到这里，就想起了如前面文章中说到的荆柯刺秦、“要命的工作”之类的事情。再扩展开去，包括所谓国学之类的东东，也大有“死灵魂、泥菩萨”之嫌疑。不察世事，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