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东亚国家，同受儒家和佛教文化熏染，但中日两国自从19世纪中后期却开始走向了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凭借明治维新一洗旧貌，走上对外开放、富国强兵之路；而中国仍沉疴难去，积贫积弱，备受凌辱，直至新中国成立。政局动荡、朝代更迭可以解释部分原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何在？借助陈伟的《日本商业四百年》，我们能从另一个角度一窥日本商业的独特基因及其生长土壤。尽管这并不是作者的初衷，但在我看来，这该是本书的更大价值所在。
日本盛行的儒佛文化和坚忍的武士精神是日本商业的独特基因。与西方商业巨子作为清教徒追逐利益是为了荣耀上帝不同，也与中国本土纯受儒家文化指引下的中国商业开拓者有异，日本的创业者一开始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合了独有的日本武士精神，他们用开拓进取的精神加上诚信仁爱的价值观塑造自己的商业帝国。比如，住友财阀鼻祖除经营生意之外，依然潜心修习佛法，并把佛法与经商结合起来创立了有日本特色的商业伦理观念。他告诫他人经商一定要讲诚信，不能唯利是图，要坚持仁爱之心。虽然经历了战火、灾难、文化入侵，而不曾出现过断层和终止。
与中国传统不同，日本政府也没有重农轻商传统。日本历代统治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商业的发展。得益于宽松的商业环境，商业阶层和统治阶层在谋求国富民强、振兴民族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从而相互倚重，共荣共生，因此从根源上杜绝了“与民争利”、“国进民退”这些在中国反复上演的戏码。时至今日，中国几无百年老店，在世界排名靠前的企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央企，真发人深思。
明治维新前，日本新势力对老旧的封建势力取得了绝对胜利，此后进行了彻底的全方位的改革，这些改革为商业发展、国家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日本商业四百年》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从19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一群脱身于武士阶层的愤青拿起武器和思想，开始讨伐落后的幕府势力。而这些被儒家思想熏陶、读着《三国演义》长大的年轻人自然成了明治新政府的主导力量。我们看看这个组织阵容，“明治三杰”的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后起之秀”伊藤博文、井上馨、黑田清隆、大隈重信；以及战争狂人山县有朋。明治维新之时，他们平均28.5岁,思想开放、年少轻狂、胸怀大志，领导了日本的彻底变革。
1870年前后。在对欧洲十二国进行考察后，日本人达成了“脱亚入欧”的共识，举国进行了全方位改革：1885年实行内阁制；1886年立宪；1889年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在他们的带领下，日本这架巨大的国家机器也在努力自我更新、吐纳。而清朝，哪怕是最杰出的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没有从制度上求变，他们认为，中国落后只因“器不利”而已。
伟大的教育家福泽谕吉认为，一所好的学校要传授数理化知识，同时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他后来成为日本的功臣，今日日本钞票上就有其头像。而中国，此前的教育体系却一直没有健康、独立的发展。
《日本商业四百年》侧重四大商业家族史，而对近代的日本商业格局和精神的变迁几乎没有涉足，比如其后新兴的松下等家族，在新时代创立的精益管理等等，是为本书略显不足之处。
作者：曾昭逸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