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国内有媒体转载了一篇来自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国对日本的情感错综复杂》。报道提到，对日本的“矛盾”印象，在中国很普遍。因为近现代史上日本长期实施对中国的侵略，冷战期间又配合美国布局对华围堵，许多中国人都说“讨厌”日本。但同时也有许多人喜欢日本商品、接受日本文化。单讲文化，近年来由港台传到内地的诸方面文化、商业消费风尚潮流，实则都是来自日本的舶来品，足证中日之间在社会心理等方面存在高度的同质性。
尽管有了历史教训，中日互为重要贸易伙伴，日式流行文化、商业潮流近年来又水过鸭背般地席卷大中华文化圈，但客观而言，我们对日本的了解仍远远不够，甚至弱于对更远的欧洲、北美的认知。教科书上有关日本两次反弹崛起（１８６０年代、１９５０年代）的解释，颇为单薄。
比如，这两个阶段内，日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重商发展政策，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善于借势，由此一步步走出落后（战争废墟）状态，铸就了繁荣昌盛——这种说法貌似没有问题，问题是，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的邻国同期也采取了类似政策，却换得与日本大为不同的发展结局。
知名财经作家、企业史研究学者吴晓波曾到日本鹿儿岛，参观明治时代遗留至今的工业遗址。这些遗址跟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近代工厂，感觉上没有什么差别。但同样的器物、技术及其应用，却产出了中日两国截然相反的国运。
笼统的解释之外，一定有人们知之甚少的其他原因。新近出版的《日本商业四百年》一书就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解读视角。书作者陈伟此前曾出版过畅销书《麻辣日本史：明治物语》，擅长在编年史叙述中插叙重要人物的介绍，文字幽默风趣，颇对年轻、对复杂历史感到畏惧的读者的胃口，有助于人们将厚重的历史读薄。这本《日本商业四百年》也承接了上一本的风格。
此书从日本战国末期（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统治时代）说起，一直讲到松下幸之助崭露头角，介绍了日本三百多年内的政局和商业变迁。陈伟将住友、三井、三菱、安田四大财阀发迹和兴衰故事作为主线，重点阐述了财阀与国家政策互动及其影响，突出反映了富有探索、创新、冒险精神的日本商人阶层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起到的巨大作用。
日本商人（商业）阶层之所以富有探索、创新、冒险精神，与日本人的国民性特征有关，如陈伟所言，“这个国家狭小，走在东京的大街上都感到局促、紧张，他们物资匮乏，水果蔬菜都是天价。但他们强悍、勇敢，善于破釜沉舟，善于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更准确来说，地域狭小的日本四岛，经儒佛交融的信仰长期熏陶，开拓进取是赖以生存的前提，而诚信守约则成为立人立业的基本保证。《日本商业四百年》一书开篇即提到，“武士精神与儒家思想就开始互相渗透……商业精英们用开拓进取的精神加上诚信仁爱的价值观塑造自己的商业帝国。”
应该说，上述“精神”与“价值观”的融合，也曾体现在中国古代、近代各时期商人阶层身上。明治时期的大实业家涩泽荣一，明确将儒家学说引入经商当中，强调“商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伦理为根基，否则会把人引入歧途；企业赚取利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给社会创造财富”。稍稍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不难自古籍找出晋商、徽商等群体中代表人物一模一样的表态。问题又出来了，中国商人阶层缘何没能起到跟同期的日本同行同样的作用，而日本商人“为什么能”？
阅读《日本商业四百年》一书，不难让人发现，日本商人阶层即便热衷争取政府项目、政策支持，也全力保持资产产权和经营权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商人阶层可以在具体某项政策推行上成为政府的助手，却有基本的独立性，有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决定延续或中断与某一政治势力的合作（改换门庭）。对应的，不管是德川幕府，还是明治维新过后的日本国家当局，都注意形式和身份两方面对商人阶层独立性的尊重。
上段所述的基本特征，成为日本明治维新取胜中国洋务运动的关键原因。如前述，１９世纪后半段，两国都在救亡图存，器物、技术及其应用没有本质差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相比清廷的政治制度优越性尚未充分体现出来，而两国同期涌现出的政治、文化精英在能力水平方面的高下，不至于造成判若云泥的改革结局。彼时日本官商间搭建了密切合作（甚至不妨说是密切“勾结”）关系，却在利益分配和身份上有所隔离，才由此使明治政府创办的官办产业，将主要功能定位于“诱民以利”、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才、积累经验等层面（皆有利于财阀、创业企业发展）；并促成官办产业在１８８０年前后大规模的向民间出售。相比之下，恭亲王、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勉力支撑推动的清廷洋务运动，却将商人作为附庸、奴才、工具，自然只能走到黯淡的失败境地。
来源：深圳特区
作者：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