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西岗子煤矿居住，正值青少年爱热闹时期。那时我们煤矿的职工俱乐部每个周六晚上都放映电影，票价5分钱。就是如此还是有一些孩子看不起电影，或爬窗户从缝隙里看，或费尽心机逃票钻进去找旮旯地方偷看。我家刚到煤矿时住在俱乐部后身的一个偏厦子，它们互通，在我家能走进俱乐部舞台后台。于是每当放映电影时，我就在舞台银幕后面看电影画面，尽管是反的，仍然津津乐道。
星期一到学校上学，小伙伴们东拉西扯地议论周末看过的电影，电影中的人物大家印象深刻的多数是反面人物，记住的台词也多数是坏人嘴里吐出来的。如《平原游击队》中松井的"一个李向阳，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地道战》中汤司令的"高，实在是高"；《小兵张嘎》中胖翻译官的"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南征北战》中张师长的"看在党国的面上，快拉兄弟一把"等那些脸谱化的坏人的话，都能让伙伴们背得滚瓜乱熟，伙伴们在争先恐后争抢模仿坏人话得时候，还纷纷效仿他们的动作，手舞足蹈，十分开心。
可是谁要挑头说起电影里的正面人物说了些什么话，大部分孩子不知所云，面面相觑，一时冷场。
为什么孩子记不住正面人物的话语，而对反面人物的话语倒背如流呢？我分析原因有三：
一、正面人物在当时要求必须塑造得"高大全"，人性中的幽默、风趣、活泼被全部隐匿起来，尤其主要英雄人物不能有半点瑕疵，浑身都闪烁着正确、勇敢、智慧、坚定、无七情六欲的伟大光辉。而十岁左右的孩子正是淘气、好奇、天性活泼好动的时候，还不懂得那些大道理。此时的孩子还处在常常使点小机灵，出点坏点子，使个小坏招把小伙伴羞臊一下，作弄一下，挖苦一下的懵懵懂懂善恶共存的阶段，胸中还无革命大志，当然更缺少"我们是共产主人接班人"那样高度。因此那些富有特色的坏人的话语一下子就能进入他们的脑海被轻松地记住了。
二、电影里的英雄人物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原型，而电影里的坏人却在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影子或其中某一点。电影中的坏人们狡诈、阴险，动作行为嬉皮笑脸、猥琐、甚至一副流氓下作形象，在生活中不用专门关注，俯拾皆是。孩子们常常在看完电影说，咱们院里的某某长得真像那个坏蛋。单单从表层上的认识就使坏人在孩子记忆里占了上风。
是的，生活中能有多少个王心刚那样帅气的英雄？看电影，孩子们总觉得英雄在遥不可及的天边，而坏蛋却总能在身边察觉到。那些常常被别的伙伴欺负的孩子更爱拿电影中的某个坏人和现实中欺负他的人对号入座。
三、电影里的坏蛋总被脸谱化、总被丑化，可是编导们却忘记了边缘化的作用，忽视了孩子们看事物的心理因素，忽视了孩子们好奇的特点。那个年代，坏人总被塑造得很另类，这倒反而在有意无意之中突出强化了坏人的形象，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
相反，英雄们总被塑造得很严肃、不苟言笑，缺少亲和力和人性的柔美，更不要说同情心、悲悯心和同孩子一样的顽童心。这样一下子就把孩子拒之千里之外，让孩子们对英雄产生了一种敬而远之的心理。那时正是全国大张旗鼓开展学习雷锋的时候，可是孩子们做好事却怕被同学和老师看见而不好意思。我就曾偷偷摸摸从家里拿一块玻璃给班级的窗户安上。当时整个行动都是悄悄进行的，能躲人就躲人，躲不开，就把玻璃藏起来，怕人发现。在我们那里，孩子做好事，会被伙伴认为是"显大眼"，是"假积极"，是"溜须老师，伪装进步"。
多年前，我曾在《读书》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作者将文革前电影中的正派人物归纳为"无趣的好人"，将电影里的反派人物归纳为"有趣的坏人"。当时我觉得评说得很精准，也很贴切。
好人无趣，坏人有趣，其实这不是我们实际生活的中真相。但是我们的电影人为什么却如此塑造人物呢？其实道理很简单，那个年代越左越革命，越左越保险，哪个编导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你错用一词，你错用一个动作，立即会有灭顶之灾在悉心等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