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写作上的独特之处在于，张鸣以轻松诙谐的笔调写历史。它由一个个并不完全相关联的人物或故事组成全书，每一篇中，不仅有史事的陈述，也有作者旗帜鲜明的评价。学者梁文道说他的文笔恣肆汪洋，有点唐德刚，我以为他比唐德刚博士多了一种超然物外的幽默。他给读者展示了一百年前五彩纷呈的世象，光从书中的小标题就可以窥见此书的不同凡响：《芝麻开门》、《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袁世凯与北京兵变：玩走火了的权术操作》、《辛亥福州旗营的“似抵抗”》、《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革命知府与弼马温》、《汪精卫：被一泡屎毁掉的暗杀》、《招兵要招读书郎》、《帮会平等：革命后士兵的民主症》……正因为本书异于寻常的历史视角和叙述风格，使这本书成为今年有关辛亥革命的第一畅销书，而且出现了很多的盗印本。严肃而学术的书而能成为盗印者所青睐，不能说是奇迹，也当是奇观了。
刘少奇同志去世前曾留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一方面是指历史的主人是人民，而不是某部分人，所以不以一时之是非功过为念。另一方面，亦是指，能写历史的，不一定非得是官家的特权或授权，而是公民的神圣权利之一，人民当有自己的是非曲直标准。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皇权统治下，修史一直是皇帝的特权，所以，除了司马迁的《史记》之外，所谓的二十四史，实际的可信度有多少，只有天晓得。我以为，这些御用历史的书写者们，写得最卖力的部分，是君权神授的那部分，即皇帝受孕时，是其母梦中与神交合，或者直接吞太阳吞星星什么的，出生时，无不红光冲天、满室异香之类。这些东西，说穿了，无非是为了说明统治的合法性。因为我们的历史长了，当过皇帝的人也多，这些东西就容易雷同，看过两三个朝代，就可以推断后面的把戏，基本上没了创造力。所以，要还原历史的真相，还真是不那么容易的。所以，要还原历史真相，不但要有把皇帝拉下神坛当人看待的勇气，也要有在学术上只问真相不计功利而穷追猛打的呆气。国人的传统是当代不修史。辛亥革命已发生了一百年，这百年里，中国发生的事情，纵是前一千年加在一起，亦不会有如此的复杂与多变。所以，现在重新审视百年之前的历史，当是恰逢其时。而张鸣对这段史实的陈述与判断，恰恰与当前大众的心理期待是一致的，所以，能够风靡学界，并进入书摊成为畅销书。
作者在本书的序言中说：“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民主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总会进来，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制度的困扰和变化的焦虑。”这确是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在这场革命过去一百年之际，重新回首1911年以来中国的风云变化，我们不能不认为，张鸣这段沉重的话，是入木三分的硬道理。
读书的目的，基本的层次在于积累知识，得工作生活之技能；中等的层次在于愉悦心灵，提高修养，让人活得更象一个文明人；最高的层次，则是激发读者的创新和创造活力，让别人的大脑同样产生思想的核聚变和核裂变，增加新的知识。当然，一本好书，可能同时具备三者的功能，但更多的书，只有前两者，甚至于一无所有，白白浪费时间。不过，张鸣的这本书，我以为具备了后面的两种功能，值得为它耗费四五个小时。
作者:赵宗彪
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