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倡“中国式管理”的先驱者国际管理基础会董事、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曾仕强，日前带着毕生的学问到广州与众多民营企业管理者交流。面对着上千双求知的眼睛，曾仕强语出惊人：
“我仔细研究过中国历史，每七个世纪便会有一次兴衰，从汉朝到唐朝用了700年，由唐朝至今也正好相隔7个世纪，21世纪是属于中国的，21世纪的管理更是属于中国。”
讲座后，记者在本次讲座组织者聚成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协助下，能有机会与曾仕强教授面对面。
管理人才本土化趋势愈来愈明显
记者：现在国内的管理学基本都是照搬美国的一套，然而却难以适应中国国情，中国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管理方法吗？这是不是也是“海归派”人才不断掉价的原因？
曾仕强：目前，在企业管理人才中“海归派”身价的下降，可以说明国内管理观念的变化。在前一段时间里，我们高呼学习西方式的管理方法，西方管理所侧重的是“物化”，全世界对物的管理都是一样的，无论一块木头还是一个人头，都是运用对待木头的方法去管理。
而事实上，对人的管理要复杂很多，此外中国与美国、日本的文化沉淀不同，所以用管理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方法来管理中国人多半行不通。我们中国的管理则是注重“人性化”管理，中国的管理从来都是更多地以人为中心，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物为中心。
西方管理，首先把事情分门别类分析清楚，划分不同的部门职位，然后招聘合适的人员。中国的管理也在学习西方的这种方式，也显示出效果，但在最本质上，中国管理依然是“因人设事”。
举例说，中国人开始做事常常采取大家一起来的方式，没有分工、没有职位，让大家在这种含混不清的情况下展示个人的特性与才能，再因人设事，建立初步的组织架构。
经常的情况是，有两个人适合当主管时，先分成两个单位，等到有第三个人具有担任主管的能力时，再变成三个单位。如果只是一味的学习西方的管理方法，而不从实际出发的话，我们的学习很可能就是“邯郸学步”，最后自己到底该怎么走，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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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管理重弹性
记者：既然西方的管理学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您一直以来也在提倡中国式管理，它能否在现代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中经得起考验，能否找到其良好的生存空间？
曾仕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意识到管理在企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我们管理的是人，而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动物。所以我们在分析被管理群体的时候，就需要对所处的社会环境做一定的分析。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习俗，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对于企业管理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针对不同的人而采取的不同的管理方法就是我在“中国式管理”中所推崇的。管理方法的有效性是要用企业的效益来说明的。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原则，几乎每件事情，都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有不同的答案，令人难以预料。”
许多人也因此认为中国人没有原则，甚至说“没有原则就是最好的原则”，但中国人实际上有原则，但“重视因时、因人、因事而做出合理的调整，既不是一成不变地死守原则，也不是随意乱变没有原则。”
“中国式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变动性，或者说弹性，这很适合中国人的特性，但它已经具有通用的价值，超越了文化与传统。
这是由于不确定性和内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完全没有弹性的科学管理或制度化管理不足以适应环境的快速变迁，西方也不断出现弹性较大的管理理论，如情境领导、权变理论等等，强调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是固守单一的方式或预先确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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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的地域意义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了所说的能否概括成“管理存在地域差异性”呢？
曾仕强：我们在管理中是不分个别和管理对象，我们仅仅是对管理的结果有所要求。我们追求的是企业的效益。我们是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当作我们的重要目的。美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日本是集体主义，而中国是交互主义。
交互主义用通常的话说，就是“一切看着办”。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你对我有礼貌，我没有理由对你没礼貌。“一定”当中包含着“不一定”与“一定”，拿“不一定”的心情，来寻找此时此地“一定”的答案，从“不一定”到“一定”，便是中国式管理的决策过程。
美国式管理强调专业性，重视专业知识；日本式管理关注一致性，重视团体精神；而中国式管理注重变动性，一切看情况。以上例子仅是说明管理的区域性是根据其所在地的文化环境来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