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改革的过程就是争论的过程。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改革的争论也呈现出波峰浪谷。综观28年以来的改革史，争论的波峰出现了三次，这就是吴敬琏先生所说的迄今为止的三次改革大争论，而马国川先生所著《大碰撞：中国改革纪事》就是描述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一本新作。鲁迅曾写下这样的名句“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我们不妨借用先生的话，说“改革正未有穷期”，以翻开这本书。
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经过了艰难曲折的过程。邓小平虽然自70年代末就开始对市场经济进行探索并不时有相应讲话，但在较长时期里没有公开发表，也未形成党的正式文件。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就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算是又进一步。这个决定受到邓小平高度评价。他说：这个文件“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1987年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的统一体制。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已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接近了。但是，1988年9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后，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再起。到1989年6月之后，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对“姓‘社’姓‘资’”的争论。直到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以88岁高龄，毅然南巡，发表重要谈话，冲破禁区，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样就解决了困惑中国多年的难题，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新的目标模式。中国的改革获得了新的生命，汲取了新的力量。这就犹如受到阻遏的激流，积蓄新的能量，一下子冲越了礁石险滩，顺流而下。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97年前后有“交锋”，2004年开始又有“碰撞”。争论耗费了人们不必要的精力。或许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是应该考虑的：政治成熟就是要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我们不必纠缠于“左”和“右”，也不必在意于“东”和“西”，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向上生长的力量”。
文：雪庵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