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是美国当代卓有成就并颇具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奥巴马总统中国顾问团成员，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本书英文第一版于1995年出版后，便成为美国大学讲授中国问题和美国人研究及了解中国的重要参考书。李侃如2002年再度访华时，专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等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此书的补充、修订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此版译自补充修订后的2004年第二版。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称李侃如博士是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学识最渊博的美国学者，“本书凝聚了李侃如对中国政治近40年的研究和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专家三年的经历。”
历史：“中国通”主导对华政策
李侃如师从已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教授，而鲍大可与费正清和斯卡拉宾诺（Robert Scalapino）过去并称为美国的“三大中国通”，是美国当代中国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费正清主攻历史，鲍大可则主研新中国的政治与外交，著有《周恩来在万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中国西部四十年》（东方出版社，1998），而以李侃如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问题学者则恰逢美中关系改善后的改革开放，比前辈有更多机会同中国社会各界进行深入接触。因此可以说，《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的成果建立在西方几代汉学家和当代西方对中国研究的厚实积淀之上。
而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美国的“中国通”通过著书立说或者政策咨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施加诸多影响。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国内在一片“谁丢失了中国”的讨伐声中，仇共的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朝鲜战争的结果更加推波助澜。美国国务院中的中国问题专家如谢伟思、戴维斯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和迫害。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自幼生长在中国，1949年被聘为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主张承认新中国，后遭到审查和指控，被迫流亡英国。而费正清教授也受到了排挤和冷落。
1959年，斯卡拉宾诺在一份美国外交政策报告中，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提出了对华政策新建议：放宽对华贸易禁运；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并担任安理会理事国；给予中国事实上的承认等。1960年，鲍大可出版了《共产党中国与亚洲》一书。两年后，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主持了一个题为“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的研究项目，前后共出版了8本书，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世界各国的对华政策等方面。作为该项目指导委员会的成员，鲍大可后来成为实际的协调人。
1966年3月，在主席富布赖特的主持下，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了历时三周的听证会，就对华政策进行辩论。费正清和鲍大可都应邀参加。鲍大可提出了著名的“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建议，主张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在美国政界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人也在酝酿改变对华政策。
1968年11月，一份秘密备忘录通过基辛格博士交给当选总统尼克松。这份集中了费正清、鲍大可、赖肖尔、傅高义等“中国通”的智慧的备忘录，对于美国如何走出越战困境和改善对华关系提出了建议，并提出了具体实施的步骤，其中包括派人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主张。
1979年，在几经波折后，中美终于建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如今，新一代的“中国通”与老一代相比，更加重视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渗入决策过程。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经常应邀到国会作证，就对华问题提出建议，或干脆进入政府部门，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傅高义曾经出任克林顿政府的情报委员会主席；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则曾出任克林顿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美国亚洲太平洋政策研究所所长包道格曾任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美国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基于理性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与熟悉。
学术：“中国通”在师承中发展
费正清在20世纪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中居泰斗之位，是历数十年而不衰的“中国通”的鼻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费正清文集》集中了费正清最有代表性的著述，包括《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观察中国》、《中国：传统与变迁》、《中国人的思想与制度》、《新旧中国》。费正清笔下对于中国人与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所发的精简、深入、权威之论，史学界一时无出其右者。
上世纪50－60年代，“冲击－回应”模式理论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后来，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一直是在一种师承关系中保持线性地深化和发展的。老一代“中国通”通过培养学生，使他们的思想得以在某种程度上持续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例如，直接参与中美建交的具体操作的奥克森伯格与李侃如一样，都是鲍大可的得意弟子，而国会研究局的亚太事务专家柯丽·敦伯格和谢莉·康都是奥克森伯格的学生
未来：“中国通”直言中国面临挑战
眼下，李侃如无疑是美国“中国通”里最活跃的意见领袖。在对中国发展模式取得的成功表达见解时，李侃如提到了未来的挑战：“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让人民生活的选择面增加了。但是中国现在也面临着重大的制约因素，中国必须用挑战来应对。”
在《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一书的第四部分“挑战在前”中，李博士用四章的篇幅分别论述“经济发展”、“环境”、“国家和社会”等方面的挑战。李侃如认为，对于每一个现代社会来说，历史上他们都经历过几次大的转型，一是城市化；二是市场化（指从封建经济走上市场经济）；三是私有化；四是全球化；五是更晚一些的信息革命及信息化。“在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时经历这些变革，并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这些变革的速度像中国这么快，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现上述变革时的规模像中国这样大。这五大变革的规模程度和快速程度以及同时的特点，都是在中国发生的。”
《当当网》高级评论员：倍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