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作为内地一所大学的经济学系本科生，所接触到的现代经济学资料还是很少的。课堂上和对教科书的学习只是充实着我的概念储备，却谈不上什么启蒙。让我对经济学有所感悟的应该是经济学说史书籍的自学，特别是武汉大学汤在新教授主编的《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以及胡代光与厉以宁二先生合著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此后我陆续阅读了胡寄窗等先生的学说史著作，这中间，大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今天经济学本科生的学习当然大不相同了。那时的教科书和经济学说史书籍还蒙盖着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我记得，当时的研究和讨论中充满着大量的困惑。被分为微观和宏观两卷本的西方经济学，与被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在课程设置上并驾齐驱。大量精力纠结于如何能更变通地处理国有企业、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关系，但总是不得要领。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阅读到《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那还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的版本。这本书清晰有力，可读性强，完全摆脱了所有制选择等意识形态的讨论。可以想象，这本书的冲击是很大的。与当时我接触到的其他书籍相比，这本书给人印象是，可以撇开政治治理、所有制实现形式等问题，而直接讨论经济问题。该书的结论简单而让人易于接受：比较优势解释了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成了发展战略；只要遵循比较优势的指引，经济就可以获得成功。这种战略当然可以被任何政府采纳，甚至在任何所有制结构下都可以灵验。这会省去很多讨论上的麻烦，看上起也与现代经济学契合得天衣无缝。可是，既然发展如此简单，为何有的国家一日千里，有的国家却举步维艰？
把价格激励搞对、华盛顿共识以及增长的核算学和动力学一直指引着各国的经济研究和政策构建。应该说，比较优势战略与此一脉相承。但这些“经济学原理”看上起具有完美的解释力，但那些增长要素如何得以发挥威力，还需要更多解释。正如哈佛大学的帕金斯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具备了许多优良的增长要素，庞大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等等，那时也不缺乏良好的发展愿望，但所有这些只有在良好的制度安排下才能引致出国民财富。华盛顿共识是组织这些增长要素的机制之一，这个共识强调了产权保护等制度安排，但并没有为政府良治留下空间。在这个共识中，政府的任务似乎就是自我放逐，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些早年的困惑最近得到更彻底的解答。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日前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新著《这样的故事最中国》，这是他个人的第七本随笔集。这个有趣的书名来自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这本书打头的几篇长文由作者在大学的演讲整理而成，梳理了有关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多种解释理论，特别讨论了比较优势为何可能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正如作者所言，“比较优势是由国家的初始禀赋外生决定的，本身并不是改革的政策。所以，强调比较优势这个外生的东西并不能让我们很好地理解改革为什么可能失败或者成功。”
的确，这些解释不是“最中国”的。中国自古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从来不缺乏向地方分权的治理经验乃至教训。中国的改革开放固然导源于中央工作重心的转变，但这很难说这就表示中国政府由此脱胎为一个所谓“中性政府论”（即追求整体福利最大化的泛利性组织）。改革开放与其说开始了对国富民强的追求，还不如说是改变了追求国富民强的策略。毕竟，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以运动搞生产的美好初衷，虽然它是乌托邦式的。
相比之下，这本书在探讨中国成功经验时，更多地强调了国家能力建设以及中央-地方政府关系问题，特别强调了中央-地方的激励相容问题。张军教授认为，中国90年代的激进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解决了政府间的激励不兼容的问题，这是在政治集中条件下，通过分税制改革更加巧妙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得以实现的。税收分享机制将地方政府积极性更好地集中到了发展经济上，形成了地方“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同时国税地税的分设真正做到了分灶吃饭。张军教授上述政府治理安排的影响概括为“把政府激励搞对”。这一论点在书中的多处得到有力的阐述：“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力量有竞争产生的能量这么强大；没有任何竞争有地方‘为增长而竞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没有彻底的私人产权制度和完善的金融，但却有了地方之间为增长而展开的充分的竞争。”“简单地说，与‘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把价格搞对’的信念和转型战略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显然把政府的激励搞对了。对经济学家而言，搞对政府的激励应该是一件非常困难但却又是极具创新的制度安排。” 书中的多篇文章还与印度做了对比分析，指出，“与印度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它一流的基础设施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增长，而这正是中国的政府治理的特殊结构的产物。”这将中印模式的讨论推升了一个层次。
张军教授特别强调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分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财政上的再集权削弱了对地方政府的正面激励，从而不利于改革和增长。但张军教授指出，分税制不仅制度化了中央-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划分，而且更好地做到了政府的激励相容，这成为中国1990年代中期来经济更高效增长的关键。基于此，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绩效差异——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更加平稳了。最近，分税制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也为分税制改革作了有力辩护，指出分税制改革并不地方财政困难和过分倚重土地出让金的根源。其实，虽然分税制使财政收入向中央集中了，但通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1994年前后地方所支配的财权比重没有任何跳跃性变化，多年来还略有上升，并且，这些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对地方来说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如果考虑到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地方在财政上的激励在分税制之后没有丝毫减弱。
在这一领域，在我的印象中，张军教授在中文文献中首次提出“为增长而竞争”一词，这一富有创意的提法如今得到了广泛使用。我在自己的一篇合作文章中，就用它作了副标题，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在2007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我和合作者还使用了“中国式分权”这样的字眼，现似乎已成了一个术语。然而，我注意到，在本书收录的张军教授2005年的演讲中，就清楚表达了中国式分权的含义，即“向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并从体制上维持一个集中的政治威权”。
毋庸讳言，一直以来，如何看待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争议颇大。在中国政府强力拉动经济率先复苏之后，这些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了，乃至上升为对中国模式的争论。应该说，强势政府广泛存在于东亚模式之中，这个模式总体上是相当成功的，但这不足以摆脱人们的疑虑。在2010年10月的一次会面中，多伦多大学的Louis Pauly教授就告诉我，强势政府在新加坡、在韩国、乃至在日本这样的大国或许是可行的，但中国过于庞大而复杂，威权能否管得过来还面临考验。现在，张军教授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相对乐观的理念，即分权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来完成中国的政治治理。
当然，张军教授也清楚地表述了由威权治理向市场治理的必要性。他写道，“过去十多年来国家控制下的爆炸性增长已经诱导出了对市场治理的强烈需求。包括资源和土地的产权多样化、生产性财产的非政府控制、企业家精神、公司治理、金融自由化、有效的法律执行、独立的监管以及社会平稳（和谐）所需要的正义、公平、伦理、宗教和民主等价值观，这些都是一个市场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未来对国家控制形成约束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以某种方式转化成市场治理而与国家控制发生矛盾与冲突。”
张军教授还从分权的视角解释了一些宏观经济现象，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周期的平稳快速增长。我们知道，西方主要经济体在经历了1970年代痛苦的“大滞涨”（Great Stagflation）之后，大概在1985年左右陆续出现了所谓“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也就是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波动同时显著而持续地下降。中国的经济周期在199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了类似的放缓现象，此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有了明显改善。对于这一特征，当然可以有不同角度的研究，但分权和地方政府行为角度的解释无疑是具有竞争力的。书中在《中国早期通货膨胀的理论贡献》一文中强调指出，1994年实行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大大提高了中央政府的预算收入的比重，从而缓释了对货币创造的需求。加之国有企业比重下降，超额货币创造的压力没有了。这是中国在1994年之后通货膨胀消失的主要原因。
这与我最近研究的一个感想不谋而合，即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之间的互动可能在中国经济周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1980年代，中央尝试了财政-金融体制的多种分权-放权组合搭配，这些收放组合的变化导致了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与分税制改革差不多同时发生的是，中国央行独立性的增强以及对货币金融调控的强化，由此金融领域出现了某种的集权特征，从而限制了地方政府利用金融杠杆参与竞争放大宏观风险（只有在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金融危机时期，中央才放松对地方的金融控制以应对冲击）。因而，中国的财政分权和金融集权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正反馈关系，向地方放权的同时，中央需要保留金融集权的抓手，这改善了1990年代中期来的宏观绩效，但也导致了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
在书中涉猎广泛的宏观话题中，最为夺目的一个观点是认为，中国并不存在所谓消费不足、投资和出口过高的结构失衡，甚至直言“消费不足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得出的政策含义也相当扎眼，“中国经济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去彻底改变增长的基本模式，不是去快速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而是在宏观上坚持‘维持和微调’的基本策略。”可以说，这一观点挑战的是绝对占据主流的看法，文章甫一刊发，便引来争论无数，以致于有人怀疑文章是否出真的自一位资深经济学家之手。看官有如此反应，毫不令人惊讶。我想多数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也同样会大呼不解。
围绕这一论点，书中提出了一组相互关联的理由。首先是统计上的问题。中国的统计数据系统地低估了消费、高估了投资，这不仅符合直觉，也被不少研究证实。特别是租房消费没得到合理估算，教育医疗消费也被明显低估。其次，高投资在中国这个经济发展阶段仍然至关重要，与发达经济体相关指标作简单比照是没有意义的。第三，中国并未出现投资回报率的明显下降，没有迹象表明投资已经普遍过度。第四，高投资是与高储蓄相匹配的宏观现象。第五，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扩大，服务业的比重上升，消费率和劳动收入的占比都会提高，国民储蓄率会下降。第六，需求结构与长期的经济增长没有因果关系，“中国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扩大消费，不是人为地提高劳动收入的占比，也不是减少对贸易的依赖，而是切实保持增长促进和激励政策的长期稳定，扫清不利于公平市场竞争和中小企业生产性投融资的体制障碍，大大减少政府对经济越来越多的干预和短期多变的宏观政策。”
上述观点为什么可能是对的？作为一个对经济增长素有研究的学者，在我看来，张军教授提出上述观点是十分自然的。将有效需求的结构同长期经济增长混为一谈，是不可接受的，从长期来看，决定增长速度和质量的主要是供给层面的因素。需求结构更多地是投资、资源禀赋等因素的结果，它绝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无独有偶。在不久前的一个研讨会上，一位知名教授给出了他反对人民币升值的逻辑：升值会降低顺差，顺差下降会拉低经济增长，因为增长和就业很重要，所以不能升值。然而，这仅仅是事后从三大需求角度核算得到的结论。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属于长期问题，长期里的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投入，以及各要素的配置使用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只有这些方面恶化了，经济增长才会恶化。经验上，顺差国的经济增长并不更快。1990年代以来，日本长期贸易顺差，但经济并不好。中东以及俄罗斯等资源型国家也都是贸易顺差，但经济问题也很多。经济学家发现，那些依赖出口资源获得顺差的国家面临着“资源诅咒”带来的许多问题，这也表明顺差大并不等于经济增长更好。合理的顺差应该由技术、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情况决定，比如德国一直是顺差。而通过压低汇率、加强补贴带来的顺差，甚至还会损害增长。
这本书还对流动性过剩、通胀、国际金融危机给出了独到的观察和理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早在2009年5月份就敏锐地预言了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率先复苏。如果有读者当初听从了这个判断，一定会在投资上赚得盆满钵满——也就是从那个时侯，内地的房地产市场又开始了新一轮快速上扬。这些洞见形成于作者大量的学术研究和文献阅读，更是得益于其广泛的阅历和亲身体验。书中甚至还展示了作者对生煎小吃、创业创新、垃圾经济等“草根”现象的深入观察。只有从这些最中国的故事中，才能更聪明地理解中国经济本身。这是普适性的经济模型不能告诉我们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本富有历史感的书，这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一代读者尤为受用。其中回顾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济学家活动、双轨制改革、巴伦山会议、通胀膨胀历史、财政分权改革、“特区”由来等的一组文章，记录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峰回路转。阅读这些文章，就像是欣赏探索·发现节目。原来，在我还没有对经济学形成一知半解、困惑于许多教科书争论的时候，真实世界里正急速演绎着如此丰富精彩的经济学故事。
张军教授作为1950-1960年代出生的那代经济学人的中坚，亲历了中国经济奇迹的萌发和泛殇，这本书记下的是中国的故事，也是作者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