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刚去美国时我学的是物理，虽然有非零的可能性得诺贝尔奖，但找份工作养家糊口实现美国梦的可能性也同样的小。无奈，只好上山下乡洋插队，打工挣钱付学费改学计算机。也许天无绝人之路，或是美国的机会沃土，1993年终于如愿去洛杉矶的南加大攻计算机博士。1994年的夏天，阴错阳差，在附近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First Quadrant找到一份暑期实习。戴维（David）是公司投研总监，指导我完成了一个有关基因算法的研究项目。也许觉得孺子可教，戴维推荐了我一本书，“Capital Ideas” by Peter Bernstein。这本书是我的现代金融科学的启蒙，也让我意识到过去的那些属于不良资产的物理知识，在一个崭新的领域找到一个溢价。1995年初，实在抵不住金钱的诱惑，我毅然弃学上街，加入了当时在纽约纯属另类的D.E. Shaw & Co。因为我与戴维和Shaw是一起共过事的朋友，戴维也成了我走上华尔街生涯的第一个保荐人。我一直觉得戴维对我有知遇之恩，better late than never（迟做总比不做好），这个感言也许可以作为我的一个迟到的回报吧。
2007年由于工作原因与国内金融圈的朋友开始交流，初期有点鸡对鸭讲的感觉。成熟市场上的风险意识，夏普率、杠杆、对冲、期权、柜台衍生品和中国市场上的宏观调控，抓牛股做波段，人均内幕消息高于GDP，炒股理念信仰流派学说不下春秋战国，给已经剧烈了的文化断层增加一个新的维度。私下里不时有好心的朋友也在劝：“你说的那些金融理论，量化模型都是成熟市场的事，它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从来都引以为豪的华尔街“高级金融“（High Finance），是否在当今中国资本市场上，又成了不良资产了？”
今天看到戴维的《华尔街狂人》（Nerds on Wall Street），有点像回城知青读“插队文学”的感觉，百感交集。戴维书里讲的就是比我们再早一代的技痴（Nerds），因为历史的巧合，被迫从各自的象牙塔里走出来，用自己所熟知擅长的科学理论和知识，在职业新大陆上寻求生存，但有意无意中却改变了华尔街和现代金融的历史。时在当下，戴维书上的故事正在中国的金融街头重演，其中的本土与海归技痴，也面临着当时的不解，疑问甚至嘲笑。但是回顾华尔街技痴的历史，我们会意识到其实这里最重要的不是择时，而是选对大方向。就像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对我们这一代有文革情节的人，有什么比这还鼓舞人心的呢？
2010年6月，连同一些有同样疑虑和危机感的本土、海归朋友，饭后茶余抱怨牢骚无言之后，成立了一个“The Q Club”，又名“帮”意在给量化投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科学化进程。这是我在成立时为协会章程写的序：
“科学发展的历史，是人们对未知的世界进行理性的认知过程；而科学的方法论，是通过观察或实验去取得数据，构建理论去解释数据，然后通过实验去验证理论的过程。逻辑推理和量化是科学方法论的核心。资本市场不是混沌而不可知的，金融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人们对资本市场的理性认知过程。投资管理不应该是一个理念、哲学或宗教，而应该是用科学的方法论去研究，发现和利用资本市场的规律的实践。量化投资则是投资管理科学化的必然延伸。
如同其他科学，金融学对资本市场的认知不可能是100%的，有很多时候会使我们困惑和无奈。但是如果我们坚持用科学的方法论去研究，发现和利用金融市场的规律，逐步积累知识和经验，我们终究会实现资本有效分配，投资者财富积累和增长的目的。”
《华尔街狂人》不仅对于那些对金融市场感兴趣的人士，而且对于从事金融交易及研究者都是一本极佳的读物。尤其是，对量化投资阐述的特别详实深入，了解和认识到更多的华尔街技痴其人其事。这里，要感谢哈尔滨工业大学王忠玉博士特别邀请我，为《华尔街狂人》写个简短的序，感谢他的翻译团队为翻译此书所付出的艰苦工作，使得中文版非常及时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