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望改变年轻人精神结构的哲学家
“倘若灵魂生就一对翅膀———那么/高楼也罢，茅舍也罢，又何必在乎！/管他什么成吉思汗，什么游牧民族！”一九一八年，八月的莫斯科，26岁的诗人茨维塔耶娃写下了如上诗行，燃烧的声带在呼唤灵魂的解放、精神的自由。彼时的莫斯科，还容纳着另一个自由、激扬、孤独、渴望交流的魂灵。他已出版了第一部宗教哲学著作《自由的哲学》；创建了没有固定办公地点的自由精神文化研究院，在那沉重的岁月里，这是惟一的；三年后，他将赴法院接受捷尔任斯基的审判；四年后，他将遵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宿命被祖国放逐；这是一个终生觅求翅膀的人，而不是祷告和假设，他就是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一个冀望改变年轻人精神结构的哲学家。
一九四六年六月，邻近巴黎，一个叫做比拉（Pilat）的美妙的地方，有松林，有大海。此间一栋小别墅里，72岁的别尔嘉耶夫伏案疾书，用风暴的速度开始了他的自传《自我认知》的写作，这样打比方绝不过分，“当我开始写作时，我有时感到一种强烈得似乎头脑在旋转一般的激情。我的思想流动得那么快，几乎来不及记录。我文不加点地追逐着自己的思想。”他冀望这部最后的作品能够涤荡“俄罗斯命运中某种令人苦恼的东西”，即便他的思想在俄罗斯仿佛被包裹在某种绝缘体中。他称它“我的俄罗斯”。了解过思想生态环境的轮廓，《自我认知》独特的文本（庞大的段落、加速度的节奏、灼热的语词）便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不再突兀。
这仅是对文本的解释，且是局部的，用别氏的专用词来讲，是“客体化”、是虚像，不是真的现实，是他一生所抵制的，是撬起他的哲学世界的阿基米德式支点。另外，民族主义无力去诠释他的哲学，它正是他叱责的最庸俗的类别世界观的一种，从这里起程，我们不可能接近别氏的思想深处的城堡，这种貌合神离是他所憎恶的，属于有意或无意的利用，在流亡柏林时，他就对某类追随者形成了清醒的认知，“他们更多地是倚重我的名声。”人们尊重他，但不理解他，几乎所有探讨他学术成就的著作都对“客体化”避而不谈，悖谬的是，这正是他思想的核，别的都围绕着它，就像果皮和果肉环绕着果核。否定它，即是否定他本人。这同样决定了这本《自我认知》的内容，不是关于他的个人生活，而是关于他的生活的哲学或精神的生活，在书中，他很少提及身边的人，妻子莉季亚不多的几次出场，也是伴随着她的精神、她的死亡对他的启示而现身，别氏书中所有被提起的人，包括纪德、布尔加科夫、布鲁姆、梅列日科夫斯基等，都是因为和别氏思想的相近或相左，因为哲学叙事的需要才占据了只言片语，在别氏看来，他们只是一堆哲学元素，也包括他本人。别尔嘉耶夫再三强调，“这不是一本自白的书，而是一本沉思的书，认识生活意义的书。”
别氏哲学的左膀右臂
生活的意义本是一种绝对主体的体验，却越来越外倾、“客体化”、僵冷，以至于任何一本冠以“生活哲学”、“存在意义”的书都被蛮横地当作乏味的无个性的存在，被粗暴地烙上“不合时宜”的大红印戳，宛如霍桑笔下的海丝特胸前耻辱的红色A字。不能把全部责任归咎于作者和读者中的任一方，做任何抉择都是残酷的，其本质，是生活自身的日常化倾向占据上风所致，灵魂外逸的出口逐个堵塞、封闭、消失，最后人们都忘记了它们曾存在过。一方面，几乎所有公开标注“出口”的所在都是伪装的，都行不通，让人无限失望，人们慢慢习惯了这种“客体化”，习惯了肉体对灵魂的背叛，习惯了这种思维空间的逼仄，习惯了消极地去适应。别氏之思想在这张无望的草纸上凸显出其非凡价值。《自我认知》是一个真的出口，不算大，却通往开朗之境，指引人逸出充斥着必然性的生活，指导人去积极地创造，创造意味着开启一个新世界，每一次创造都点燃一支人性之炬。然而他不愿做导师，他素来无视权威和等级制度，坚信权威和等级本身就是“客体化”的幻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客体化”是人类深陷泥沼的根本原因，他称自己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子”，跟那个伟大而阴郁的俄罗斯作家一样，他把全部洞察力和创造力浇注于对不可重复的人的个性的命运的关爱，他认为，同自己关注的事物相比较，民族、国家、家庭、外在的教会仪式、社会性、宇宙都是派生的，第二位的，“客体化”的结果。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客体化世界是人神皆无的世界。”神人和人神都在此地消遁。惟有激情的、真诚的创造行为，方能融化整个冷漠的异化的秩序，别氏在自传中标示“我依然认为，最主要的是达到激情和迷狂的状态，达到逸出日常性的迷狂状态，这是思想的迷狂，感觉的迷狂。”后来人要思虑的是，别氏所称的“客体化”的秩序与权威同自由精神真的格格不入？二者之间的鸿沟是否存在填充的可能性？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另一重要元素———末世论，在别氏的思想体系中同“客体化”一样重要，前者是打开后者的钥匙，是对后者的应答，如同创造是对上帝的回答。缺乏末世论，“客体化”中心的哲学就是苦闷的哲学，同样，缺少“客体化”，末世论就流于失重和苍白。马克思·韦伯在早年的文章《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中曾轻笔点出，基督教的萌生和享有财产权的农奴在欧洲内陆大面积出现有深层的联系，韦伯并没有深入讨论，笔锋又荡向别处去了。在基督教诞生的问题上，别尔嘉耶夫的理解更深刻透彻，他自信地指出，基督教是作为自由和爱而出现的，是人格主义的，基督来到世间，不是为了惩罚、施暴，而是为了拯救、解放，他不会朝有罪的妇人投石头，他是神人，在他的身体内，蕴藏着丰腴的人性。别氏曾不无偏激地说“上帝是人性的，人是非人性的。”诸多关于审判和地狱的寓言是人对基督教的扭曲，让基督背上了恐吓勒索的嫌疑。两千年被歪曲的宗教历史中，恐惧、无助等消极情绪阴云般垂挂在基督教的疆土之上，末世论是对“此岸”世界的终结，对平庸的、日常的、小市民生活的终结，对贬损人的状态的终结，是基督第二次降临的福音，是另一新世界降临的前兆，是对人的重新肯定和解放。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俄罗斯，为何复活节被民众尊为“节中之节”。
无论是对“客体化”的抵抗，还是对“末世论”持守，都是别氏最重要的哲学命题的左膀右臂，他的论点直指自由。正如自传行将结束时他不无自豪地宣称，“我稳固地站立在生活中，不依靠任何东西。我主要的成就在于，我将生命的事业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
和别氏的众多著述一样，在《自我认知》中，依然存在许多矛盾，这些常常成为别人批评攻讦其思想的第一手材料，但也恰好证明了人性的多侧面，别氏竭力去展现人的复杂性，这比把活生生的人简单化、教条化的学说更真实更有价值，如他所言：“人的内心要比表面上的‘我’矛盾深刻得多。”《自我认知》的整体基调中，没有沮丧、恐惧、浮躁、激进、自卑、自负、奴性，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种负面的色彩，通体呈现出一种如臻化境的清明。别氏穷其一生所做的事只有一件，即给自己和他人的灵魂锻造一对翅膀。年迈的别尔嘉耶夫如此满足地结束自我认知和评判自己的生命：“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或许，我会回忆起许许多多的罪孽、弱点和堕落；但是，我可能会愉快地回忆的是，我属于期盼和渴望真理的人。这是幸福戒律中惟一与我有关的戒律。”这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借保尔·柯察金之口说出的那段妇孺皆知的话颇类似，况味却大不同。
文：成刚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