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描写的，实际上是一个愤怒逐渐消解然后达到伟大和解的过程，是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对人的权利和人性伤害一种非常真实的揭露。
对于当今中国存在的矛盾来说，《愤怒》中的主人公李百义的解决方式可能是一种最好、最高明的解决办法。他没有仅仅用批判、对立和恨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只能解决外在的冲突，而不能解决精神内部的问题。改变人的精神里边的基本点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社会变革的人性基础。作者北村曾指出，其实我一直在挣脱现代主义的东西。这并不是说现代主义不存在技术判断，也不是说现代主义的方法过时或者不过时。任何一种方法都是跟内容联系在一起的。
李百义可能真的在中国是个别的现象。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人物不太真实，这正是我要塑造他的意义所在。大多数人并不见得能代表真理，并不能因为这种人物很少就不可信。从内在和内心出发来看，这种人比许多只写外在命运的作品中的人物更真实。外在表现出来的反而有一种虚假性。
本书不是说要某一类、某阶层的人要负担社会责任，而是作为一个人负担这些责任，因为良心的责任是人人都要负的，而恶、恨、罪也是一样的。小说里有一段，写的是主人公把那个仇人杀死了，他后来一直在想：“我有没有杀错？”其实他没有杀错，可这个疑问就好像一个影子一样，作为线头绑着他。他就是这么一个追溯自我心灵的人，他才会把这个看得很重。他想，我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法庭吗？如果他认为有，如果他足够强大，那么李百义就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式的人。但是，李百义没有这样做，他采取的是生命的方式，也就是说，他把自己最软弱的一面奉献了出来，却造就成一个明光照耀的人物。
本文摘自新京报记者张弘对北村的一次采访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