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是由社会学家黄平、经济学家姚洋、批评家韩毓海联手，以对话的形式从不同学科领域清理我们的历史。从清末开始，从林则徐、西太后、李鸿章、康有为、袁世凯直到孙中山、蒋介石，其间有多少教训我们要吸取，有多少经验要继承？1949年立国，工业化、现代化、农村合作社、大跃进、70年代调整、80年代奋进、90年代知识分子溃散，我们的发展哪些是在建立这历史的基础上的？为什么我们同时抛弃了大量合理的东西？哪些又必须重新开创？今天的民族、国家、权力、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当前的中国，构建一个公民关于正义或公正的底线，比谈论道德更重要。”这是姚洋在本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我们的时代》的核心观点之一。韩少功评论说:“这本书在许多问题上展示了交集和分歧，也许还留有盲点，但它更是挑战潮流和守护底层的指示暴动……社会重建是每个人无可回避的日常现实，坚硬而且沉重。”
正义，首先涉及民主的政治制度问题。《我们的时代》用史实说话，告诉我们民主不是鸡零狗碎，不是大鸣大放，它是一种治理结构，是“危机状态中的决策和决断力”，民主赋予我们的政权以合法性，增加民族凝聚力。但要警惕民主被利益集团所操纵。正义同时是一种伦理和协调力量，罗尔斯《正义论》的差别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在机会的公平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平等公开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的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就社会结构来说，没有公平，没有民主就谈不上正义。
对于中国现实来说，首要的是三农问题。因为农民是没有发言权的，是被排斥在决策之外的，正属于所谓的“社会的最少受惠者”。如果漠视三农问题，在中国所有的正义和自由、民主都不过是语言游戏甚至是阴谋和阳谋的化妆舞会。
目前我们社会存在着不顾罗尔斯所谓的差异性，过多强调“竞争”、强调“效率”、唯市场的才是好的现象。本书揭示:真正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一系列制度和道德约束之上的，没有了这些约束，市场就会成为恃强凌弱和尔虞我诈的场所。我们奉《国富论》为上神，却忘记了亚当·斯密是先用《道德情操论》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鸣锣开道的。
公平或正义的底线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个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和谐，是《我们的时代》最核心的关键词。三个学者在《我们的时代》里就制度层面谈了很多真知灼见:特别是关于完善人大代表制、试行普选等问题。关于和谐社会，我们还有许多最基础的工作要做。
文：蒙木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