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想：一个中国人，无论处在何时何地，他心中多多少少都会残存着一些“中医思维”的。他会用“上火”或是“着凉”来解释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变化，他会把“元气”而非心肺功能之类视为健康的基础……
“文明”而“严谨”的人对此颇不以为然，质曰：完全没有科学依据。这种“文明”心态并非孤立的，据我所知，民国年间曾有过议废中医之举，共和国之后谈“中西医结合”，谈“中医现代化”，也多半是持一种用‘西”、用“现代”去化中医的心态。这种观察，常常在我心里泛出这样一句极端的评价：20世纪是“文明”人合伙剿灭中医的世纪。“合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同谋”关系。这样的同谋，或许并无一次秘密会议式的策划，而是基于“文明”法则的“心同此想”——真是默契呀！
中医则在这样的默契之中陷入了危机。回望原野，我们还剩下什么？
一棵大树，在它的泥土和风里根深叶茂地长了千年，忽然有一天，来了个高深莫测的人，站在树前指指点点，一会儿说叶子跟树干的比例不相称，不符合“光合作用”的原理；一会儿说土质偏酸性，不适合这个树种的生长……于是在树枝上嫁接了许多硕大的芭蕉叶，以利其“光合作用”；一面又运来异地的泥土给它中和。结果，树死了。——这是一棵被当地原住民视为地标的树，多少年来，人们行走在旷野中，就是凭借它找到自己的家。树死了，许多人从此再也找不到家园。
这无异于一场谋杀！
我看到，这也正是中医的命运。这是令人不平的事。至今我也弄不懂，中医究竟招谁惹谁啦？就有这么多自称“文明”的人穷其“长技”，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文明”的人们出来解释：它不科学！
文明也者，固有其当然的价值。而文明亦是在参照中获得其进步的。没有哪一种一元的文明可以真正长久。而且，衡量文明的标尺是什么呢？这也许是问题的关键。早年读康德第一批判时，悟出一个道理：既然“纯粹先天形式”是内在于主体的，那么，一切文明乃至技术的法则其实都无法与主体无关，这正是“二律背反”的本质。基于此，道德律才变得如此重要。就是说，有两处我们无法企及的地方：星空和人心。康德一生就是执著于此的。因此，在“文明”（这里所谓“文明”是指日常语境中的概念，它已经被用来特指“西方文明”或“科技文明”）的理据深处，原自有一种宽容精神在。然而不幸，宽容失落的同时，是偏执疯狂的增长。
于是，对抗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奇怪的现象是，倒是那个“文明”的宗主们（笼统的说即“西方人”）反倒更宽容一些，而偏执得最决绝的，却是贩运那种文明的人。那是一些“文明买办”。买办们一发威，生活就将化为齑粉。而“破坏”的理由又化成一句豪言：正好可以建设！结果，近百年来那场巨大的文化屠戮就开始了。
有时想到这些事，就很佩服一些事物生命力的顽强。在这场被屠戮中，我所见的最顽强者，大抵要算汉字和中医了。
所以，中医的困境，其实是有一个文明的冲突作背景的；中医的尴尬，本质上也正是文明的尴尬。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穷途和尴尬中，仍有起大信愿的人，于困境之中而不废寻觅，处飘摇之间而有所坚持。这是我所感动的。我深知，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立志不易，而起信尤为不易中的不易。佛说“愿力”，根蒂正在乎此。所以在我看到《思考中医》的第一章书稿时，便知道这里面有大话题，且为心得之作。旋与刘力红谈，知其志笃，益知笃志之言必非轻言，乃翩然事诸梓板。
书出，有瞎佩服我的人神情佩服地对我说了句佩服的话：你一个学中文的人居然能编医书！我告之：在我眼里，这不光是一本医书，它更是一本谈文化的书。
文：龙子仲 出处：《出版广角》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