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巴罗和萨拉伊马丁在他们的名著《经济增长》开篇便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的话：“一旦你开始思考经济增长，你就很难再去想其他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才不难理解内森·罗森堡与L .E .小伯泽尔在《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导论中的感叹：“脱贫致富的故事中充满了各种传奇、神秘以及悲喜剧，这本身已值得我们去重述这一过程。”
罗森堡与小伯泽尔原著的英文标题其实是《西方如何变得富有：工业世界的经济变迁》。他们在开篇便提出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方经济体每年生产总值中约有95% 来自年初就已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存量，只有5%来自当年新增的因素所作的贡献；但在一个更长的历史阶段上看，上述关系恰恰相反，例如美国1985年的人均产值中便有高达85% 以上得益于1885年以来的新增因素。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使得西方从贫困步入富裕、从落后进入现代呢？两位作者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除了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不断积累外，西方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是贸易、技术和组织管理的创新。尤其是从18世纪中叶起，创新的范围不断扩大，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创新的主要特征———不确定性、探索、开拓、金融风险、试验和发现———渗透到西方贸易扩张和自然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因而在事实上已成为一个附加的生产要素”。
两位作者的这一观点其实并未超越扬格以劳动分工、规模报酬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熊彼特以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周期经济发展理论。但他们重申与强调了这一“广泛进行技术和组织管理方面的试验”、以创新促增长体系的关键因素：具备试验所必须的各种资源；创新决策权应高度分散化；不存在政治和宗教对试验的限制；赏罚结合的激励机制能给成功的创新提供高额的报酬，而那些失败者则面临衰退和转让的危险。更重要的是，我们不难从这本早于1986年便推出英文版的作品里发现若干美苏对峙、各示胜场的冷战痕迹，即：促进西方经济增长的创新与一系列灵活的制度安排以及多元化的政治气氛互为因果；这些制度与政治和西方世界“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相分离的特征”相容相促，却和铁幕另一边的世界难以融合。
在作者看来，创新本身与制度的演化和发展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例如，在通讯手段落后的时代，以非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企业几乎毫无疑问地只能在城市发展；由许多商人共担风险的保险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必然要与商人在城市的集中化互为基础；为了保证商业合同的法律效力，又要求社会上存在足够的法官、律师、仲裁者等专业的法律人士；储蓄业务的开展同样要求银行家首先在本城市商人中赢得信任。在这一系列持续并强化的创新中，市场的自由准入、对私有产权的厘定与保护、银行和金融体系、司法独立、企业组织多样化、科学共同体、工业研究实验室乃至民主政体等众多新要素诞生，并反过来定义和建立了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另一个上佳的例子则是中国本来遥遥领先的航海技术从12世纪到19世纪一直停滞，西方船舶制造技术的发展却与远洋贸易相辅相成、共同促进。这种种观点与例证，都可以视为对道格拉斯·诺思名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开篇的回应：“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制度变迁决定了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
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的分散与多元，同样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竞争和创新。例如，在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欧洲不是只有一个“帝国公司”，而是有许多相互竞争的“君主公司”、“诸侯公司”和“城邦公司”，为了保证从商人阶层能获得足够的收入和信贷来支持军事力量，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之间展开了残酷却有益进步的竞争。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早年关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正可为此提供旁证。相反，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任人唯贤的文官制度“把最优秀的人几乎都吸收到了统治阶级中，并由此导致了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因此不存在政治层面上为获取商业支持而展开的竞争”。
更值得关注的或许是作者在赞颂西方经济增长与创新因素背后潜含着的偏好。两位作者多次提到，西方社会的权力分散以商人、企业家或资本家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些阶层最终成长为西方最重要的经济决策者，并通过实施经济决策来相互竞争，而正是自由而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带来了持久的组织和技术变革力量；但“对东欧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些都是难以理解的结论”，因为“我们有理由怀疑，西方促进发展所使用的试验方法，与政治独裁下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体制并不适应”，“这可能让统治者产生失去控制权的感觉，好像决定社会未来的权力就此旁落”。这事实上是重复了哈耶克对“中央计划部门”的质疑与批判，但在二十多年后重读此种判断，读者当会感慨万千。
这本书毫无疑问地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和历史社会学来研究西方经济发展史的重要作品，可书中却充满了一种缺乏谦恭、自信洋溢的胜者的逻辑，而像“更具人情味和怜悯心的社会体制可能会限制我们下一代人去争取更高物质生活水平的能力”这样明显欠妥之处更比比皆是。但既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次，我们落后了”，也就当正视书中提出的一些确然存在的事实，例如“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政治统治集团不行使权力这一点，最终反而极大地增加了它们的财富和政治权力”，更应记住书里种种我们经常忘记、别人又不怎么乐意提醒我们的大实话：“高效政府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它无疑会有助于生命安全的保障和物质福利的增进。”至少，这也是作者深以为然的西方变富的秘密所在罢。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