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大师中的大师”，德鲁克写过很多管理学著作，其中有不少是关于中国的。例如，他说：“世界在苏联解体后，只有美国一国独强的局面是不健康的，应该至少还有另一股力量可以和美国互相制约，在俄罗斯、印度、巴西和中国这几个正在上升的大国中，只有中国有这种可能。中国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向坏的方向发展，因此在中国迅速培养大批有道德和有效的管理者至关重要。”他又说：“发展中国家可以轻易引进技术，可以轻易引进资金。然而，技术和资金只不过是工具。它们只有在能干、高效的管理人员的恰当使用下才会有效发挥作用。建立这种管理人才储备既是中国最大的需要，也是中国最大的机遇。”他还说：“除非中国突然崩溃，我可以预测：以后10年左右，在美国和欧洲市面上将会出现大量题目为‘中国管理的秘密’的书籍，就像前10年大量的‘日本管理的秘密’一样。中国人研发出了一套特点鲜明、与众不同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框架。我经常说，日本的秘密在于它能把家庭因素从现代企业中完全剥离出去。中国式管理的秘密可能在于把家庭因素融合到现代企业中。”
且不论德鲁克对于中国问题的研判是否完全正确，不可否认的一点，他与中国的管理实践是很有缘的。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陆续引进《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的实践》、《管理：使命、责任与实务》等德鲁克作品，使得国内原本没有完善的管理知识体系、缺乏相应学科建设的现状得以大地改变，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关管理的理念、方法、原则和技巧也逐渐得到认可，成为显学。另一方面，像海尔的张瑞敏、南大的赵曙明、《中外管理》的杨沛霆、华南理工的陈春花等一大批工商界、媒体圈、学院派人士都极力推崇德鲁克，并宣称自己的事业和成就便是得益于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于是，就像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所说的“引爆流行”那样，在企业的丛林中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而这就是主流。
不妨看看《德鲁克实践在中国》这本书。里面收录了几十位国内企业家和管理者把德鲁克思想用于实践的经验之谈。尽管来自不同行业，情况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谈到了德鲁克对他们实际工作的启发和指引。不管是目标管理、时间管理或企业家精神，还是创新、战略、领导力或事业发展，德鲁克的管理学说总是广受追捧、影响深远，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企业家和管理者孜孜以求地追寻卓越。
德鲁克重启我们思维，帮助我们开启未来，对于他以及他的声名，我们自然是无比的尊敬、景仰和缅怀。这一点，在阅读《德鲁克实践在中国》时有很明显的感觉。但即便如此，在对于一些信息的把握上，我们却都误读了德鲁克。例如，德鲁克当真经历了我们所说的“生涯的拐点”？德鲁克为世人留下的究竟是哪些遗产？以及德鲁克与熊彼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关系？
有一种近乎“共识”的说法，说是德鲁克的转折点为1942年接受阿尔弗雷德•斯隆的邀请，前往通用汽车公司做调研，其实并不尽然。德鲁克在那里的经历并不是很愉快。他的那本传世后来的《公司的概念》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斯隆的赏识。另外，他的一些倡导以人为本、让工人有自主意识的呼吁也普遍遭到工会和企业主们的反对。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德鲁克相对于美国主流商学院而言都是一个“非主流”，学界一度对他敬而远之，商界也并未真的对他言听计从。但德鲁克仍然靠不断写作并在写作中不断加强自己的观点来影响社会和积累名望。比起以前的著作，德鲁克的晚年著作更具价值的感召力和历史感。所以，纵观德鲁克的生涯，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陡然的拐点，即使看到，也只是一位孤独旅人的背影，60多年间一直朝着目标坚持不懈地跋涉。
至于德鲁克的遗产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可不必去费劲纠缠推敲，或者冀望在他的未发表手稿里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其实他自己早就对此有所说法。在2003年的一次媒体访谈中，德鲁克说：“我所理想的，并且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身体力行的东西，就是——管理教育，仅仅是为成功人士准备的。向那些没有几年管理经验积累的人教授管理课程，我确信完全是浪费时间。”“管理教育，对私营机构、公营机构和非营利机构，都是同样重要的。”“学生在校期间，必须有计划、有系统地在真正的组织中完成真实的任务，就像当驻院医师那样。”“为了了解（管理者所面临的）现实的挑战，教员必须具备实际管理经验以及足够的咨询实践经验。”正如《中国日报》中国商业周刊高级顾问Ed Zhang在《我们都误读了德鲁克》一文中指出，德鲁克是世界上第一位从哲学高度（或出于普遍社会关怀）来探讨管理的人，同时又是比同时代的很多管理学家更强调实践的人。他的哲学高度和实践观点，是贯穿他进行管理学研究的两条主线，也正是德鲁克留给世人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如果要问对德鲁克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他即不是凯恩斯，也不是马斯洛，而是熊彼特。其实，除了熊彼特以外，德鲁克对其他任何学者的引用都不多。德鲁克著作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他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实战经验，而并不在于对其他理论家的引述和阐释。虽然德鲁克没有真正向熊彼特“拜师入门”，但两个人在思想观点上却一脉相承。两个人都坚持自由经济，关怀个人和社会的命运，因此对于传统劳工运动、反全球化势力、冷酷盘剥的控制和缺乏持续发展活力的管理他们都坚决反对、势不两立。在一定程度上，德鲁克也将他的不同政见融合到了他的管理思想之中，所以作为管理学家的他始终相信，只有靠不断改善各种社会的、宗教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组织以及它们的管理，才能维系一个协调发展的社会。他说：“假如在我们的多元社会里，各个组织、团体不能自主、负责地运转，我们就无法坚持个人价值，我们的社会也无法为人们提供实现自我的机会……惟有让我们的组织、团体负责、自主地工作起来，并且创造优异的成果，才能保障多元社会里的人的自由和尊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德鲁克坚持说管理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企业，而是所有的社会组织的管理，而且越到晚年越重视非营利机构的管理，比如那本《非营利组织的管理》。
在《德鲁克实践在中国》这本书中，有一个细节值得认真体会。说是曾经有一位著名的商学院教授建议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走精英教育的路线，办昂贵的课程，但这个主意遭到了德鲁克的拒绝。他认为，中国像任何国家一样，90％的组织将是中小型和地方性的。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是少数几个明星式的CEO，而是更多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工作着的人，他们当中，有企业家、经理人，甚至还有那些学历不高、出身贫寒的草根创业者。德鲁克对创办学院的人说：“这些人才是你们的学员，他们是潜在的资源、未经雕琢的材料，你们所拥有的比你想像的还要多。他们的接受能力是如此之强，他们如此渴望学习。所以，你所做的事情极其重要，不要让任何人改变你的方向和愿景。”说实话，它感动了我，不仅是因为德鲁克伟大的思想，而且还有诚挚、真切的嘱托和朴素、坚定的理想。
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编著：《德鲁克实践在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定价：38.00元。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