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彼得•德鲁克是一位管理大师，在中国，他是因为企业管理思想而为人所熟知。但是，由他数十卷的著作分布来看，德鲁克的兴奋点和发力之处，更像是一位社会大思想家，他管理思想的源头都来自他的哲学、社会学和文学作品，要更好地把握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显然不能够忽略这些思想的源头。
新近出版的德鲁克的《管理新现实》，英文版出版于20年前，却已对后企业社会、全球化经济以及信息时代有着惊人的洞察力，这足以令我们对于德鲁克的管理学之外的思维世界充满遐想。
政治与经济间的动荡
在德鲁克看来，历史的分水岭往往不壮观，而且发生时很少人注意到。可是，一旦人类跨过这些历史分水岭，不仅社会和政治景观改变了，社会和政治气候改变了，甚至社会和政治语言也改变了。跨过这些分水岭后，人类面对了新世界。
德鲁克认为，人类上一次跨过历史分水岭，是在1873年。该年，维也纳股票市场的崩盘，虽然只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纽约的股市引起短暂的惊慌，可是，这次的股市崩盘，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更不是一个管理问题，而是代表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一次终结。一百年来以自由放任为主要政治信仰的时代终告结束。以“进步”和“开明”为名，横扫整个西方世界的所有自由主义政党从此一蹶不振。
维也纳股市崩盘十年后，在1883和1888年之间，德国首相俾斯麦开办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制度和全民老年保险制度，开启“福利国家”时代。同时，英国和奥地利也透过工厂检查制度、保健和安全法规，以及对工厂雇用童工舆女工的限制，开始限制雇主的权力。即使是一向远离欧洲政治潮流的美国，也在1880年前后抛弃毫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这段时期，美国通过一连串旨在管制市场力量的法案。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反企业”的政治运动也开始在美国出现。在国有化浪潮下，各国的经济都一度重新返回上升轨道，而令人不安的，则是这次国家资本主义加强之后的负作用爆发，在1914年引发了世界大战。今天，危机之下的全球经济，对过去十年全球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算不算又一次严酷的挑战？
新分水岭的风险与挑战
当然，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德鲁克最熟悉的管理范畴吧。面对日渐变化的现实世界，德鲁克用四个阶段来概括企业的景气周期。第一阶段的企业繁荣期从十七世纪中叶持续到十八世纪初期，它是由“商业革命”———指的是能够长途运载大批货物的货轮出现以后的贸易大扩张———引起的。第二阶段的企业繁荣期，从十八世纪中期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然后在1870年左右，当时的新兴产业引发了第三阶段的企业繁荣期，这些新兴产业不仅把各种动力用在生产上，而且还制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丰裕的产品。
德鲁克断言，我们正处在第四阶段企业繁荣期，和以前的企业繁荣期一样，这一阶段的企业繁荣不只局限“高科技产业”，也涵盖了“中科技产业”、“低科技产业”和“无科技产业”。就企业而言，跟以前的繁荣期一样，这一阶段，企业繁荣也不会局限在新兴企业或小企业，现存的企业和大型企业也同样受惠。
德鲁克声称，社会需要“创业精神”，在这一次的企业繁荣期，社会创新———尤其是政治、政府、教育和经济上的创新———将和任何新科技或新产品一样重要。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创新必不可少。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2009年春天，或许，德鲁克所谓的新的历史分水岭正在到来，这场危机注定要改变全球经济形态，但更重要的是，或许还会改变政治———社会形态。进入德鲁克理解之中的“新现实”，正是其时也。
环球网读书频道 陆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