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中宗教已經從“有形宗教”––即以教會制度為基礎的體制化信仰––轉向以個人虔信為基礎的“無形宗教”形態的信仰。有一種觀點認為：以“后現代”為特征的當今社會，已經越來越傾向于“個人自主性生存”，個人自主性是制度式教會宗教急劇衰落的重要原因，這似乎可以証明我們所處的世界將越來越不具備“宗教性”。但是如果從另一方面分析，正因為信仰越來越表現為“個人自主性”，目前人們追求的是“非體制的信仰”，這樣的信仰將側重于個體經驗，隨著教會宗教沒落，取而代之的必然是滿足個性化需求的“無形宗教”的興起。
現代宗教的發展也表明，信仰的多元化和個性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宗教活力的表現––多種多樣的宗教選擇也給人們提供了表達他們各自興趣和不同個性的表現形式。正因為那些建制性“教會宗教”提供的超越性神聖世界與日常的社會規范秩序已經越來越疏遠、隔離，故有形的、體制性的宗教的影響力將越來越低。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宗教本身的觀念和價值變得不重要了，而是說，在這種“多元宗教觀”沖擊下，各個宗教間也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競爭和選擇，單一性質的宗教已無法滿足人們的現實需要。
既然在現代社會中，宗教已從“有形宗教”即以教會為基礎的“制度化信仰”轉為以“無形宗教”為基礎的個人虔信，那麼首先要解決一個疑慮：“無形宗（佛）教”論是否主張宗（佛）教在現代社會已經無足輕重甚至于沒有什麼存在價值了？事實卻是：單就大陸佛教而言，當今的佛教信眾對佛教（寺院、道場、僧團、法會等相關建制）的要求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高，而教會總是滯后于這些需求。
從中國佛教發展史來分析，教會總是通過制度化的規范來塑造個體人格，從而為其贏得社會存在的合法性根據。但是正因為其制度結構僅僅限于宗教教義之內，也就使得教會在代表社會全體的“普遍意義結構”在個性化時代日益萎縮。在佛法宣信上（“佛法”這一詞語往往有“密傳”與“保守”的色彩），教會總是為教徒“預制信仰”––佛教的延續當然受益于這種“約定俗成范式”，但是這樣一種“教會范式”也正是佛教改革的制約因素。有形的教會可以拒絕非佛教徒（僧人或居士）的教徒身份，但是“文化佛教徒”是以皈信無形的佛法來表達自己的信仰的，歐陽竟無生前力主“白衣可以說法”，就是要為信徒贏得這一超越教會的身份和話語權。在西語世界，基督教教義和有關基督的信仰神學是各自獨立發展的，事實上西方文明的進程也得益于神學與教會教義的博弈––這種博弈是否可視為也是宗教不斷完善自身的重要動力之一？
有形的宗教（教會）相信也會呈現不同的發展態勢，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其建制化形態將逐漸呈現出“后現代”特征，甚至越來越趨向“超宗教（派）的信仰”。如果佛教信仰如其教義所訓（“普度眾生”、“同體大悲”）是一個無條件的開放系統，那麼佛教徒的組成也可以是涵蓋各個階層的。“文化佛教徒”在提高佛教信仰品質的同時也必須努力吸引並接納更為寬泛的人群、尤其是那些拒絕參加（或很少參加）教會活動、卻對佛教抱有好感的“邊緣群體”。
在新的世紀里，中國大陸佛教事業如何開展，是最值得教內教外思考的核心問題之一。結合台灣佛教近幾十年的歷史發展來看，對于目前漢語佛教界力推的“人間佛教”的理論與實踐，不應只有單一的理解，而應具多元性。可以認定：“人間佛教”思想的發展趨向是開放性的，與之對應的教會教義也應該沒有絕對的、終結性的結論。或許，“文化佛教徒”的出現及澎湃之勢，將是“人間佛教”未來發展的主流樣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