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一定是照亮公共空间的火焰吗？理想主义的人恐怕要失望了。
以邓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的生平为线索，《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书的作者马克·里拉批评道，这些欧洲思想家为激情或时代风潮所迷惑，这些智识卓越、影响过人的知识分子们，或战栗、或隐蔽、或公开地便向、支持极权主义、对暴虐政治制造的人类苦难，或拒绝承认、或文过饰非，甚至视而不见。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思想家罗蒂(注1)对此批评的更为直接：他认为美国的知识分子们大多是“文化左派”，大多是嘴上说说，而没有甚至采取一点点行动去改良社会。“我会对两种左派进行比较，一种越战前杜威式的、实用主久的、和有参与性的左派，另外一种则是代替前者位置的旁观性的左派。那场灾难性战争（越南战争-引注）的一个后果，就是一代美国人质疑我们的国家能否得以塑造——那场战争不仅永远不可原谅，而且展现给我们一个在原罪中孕育并且不可救赎的民族...只要这种质疑迟迟不去，只要美国左派仍然没有民族认同感，我们的国家就只有文化左派，而没有政治左派。”
认为自己既非左派也非右派的罗蒂，在书中激烈地批评了60年代以来的美国学术界，专搞“身份政治”、“差异性政治”的所谓“新左派”。在罗蒂看来，一方面，“文化左派”大而无当，不能就经济平等、社会福利、教育改革等具体问题提出方案，却一味抽象地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好像这样才够深刻和“正确”，另一方面，他又批评“文化左派”只为身处“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如有色人种、妇女、和同性恋者争取社会“承认”，却置国家理念、民族认同、和社会凝聚力于不顾。
最令罗蒂担忧的是，在当今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的文化、道德、法律、和价值观念之上的，由新的金融、技术、管理精英所组成的“跨国超阶级”(international superclass)。这个“跨国超阶级”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却无须对任何一个社会尽公民义务，也无须认同任何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他们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劳动者的关系，都不会比1900年代的美国资本家同移民劳工的关系更为亲密......”
上面是欧美60~7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和争论。而我个人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罗蒂所说的“参与性的左派”可能也是有的。——中国刚刚出现的不少非政府组织(NGO)、公益组织、或智库机构，其实就是在担当着这样的角色。（具体事例不展开说了。）——用一种理性、克制，同时也是建设性的方式、和合作的姿态，帮助我们这个共同的社会进行哪怕是一点点的改良。由于中国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这些NGO组织或者智库机构，通常都是帮助一些地方政府、或者国家部委，为一些具体的公共政策改进，提供决策建议或操作建议、包括直接提供公益服务或组织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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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的身份更多是一名职业哲学家，是美国所谓“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以《自然和哲学之镜》一书，在1979年时就一举成名为大师级的人物。他认为自己从“学院的哲学”走向了“世界的哲学”，也就是说他的哲学思考，不纯粹以哲学概念作为研究内容，而是将经济、社会、文化、法律、民族、国际关系等诸多现实问题纳入他的思考范围。罗蒂在1980年代和2004年曾两次访问中国，与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地十多所大学和科研院所进行过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