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早已如雷贯耳，虽然香港、台湾的中译本已出版有三种，但一直无缘得见。复旦大学出版社历经曲折推出了这部“经典之作”（刘铭铭评语），满足了我等的多年期望。关于夏著的学术价值、思想体系以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已多有学者论述，不须我来饶舌。我只想谈谈自己最深切的一点感受：作为文学史家的夏志清在解读文学时的那种纯真、宽广的“平常心”。这是一个大家的“平常心”，一个身居美国的华人学者的“平常心”，因此给人的感受和触动就格外强烈。
“平常心”是禅宗里的一个术语，大约是指人面对事物时的一种心态，即无分别、无对立、无间隔的直观体验。这是一种不求功利的审美态度，是对生命意义的当下感悟。因此禅宗认为“平常心是道”，而“道”即是“禅”。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说“要有一颗平常心”。这里的“平常心”大概是指一种对人对事的从容、宽和、自由的心态。拜读夏志清的《小说史》，你常常感受到的就是那颗跃动在字里行间的“平常心”，他的直觉感受、个人好恶、主观判断…… 这种“平常心”使他宏大而坚实的《小说史》就像洒满了新鲜的阳光和雨露，使一部学术著作变得富有了个性魅力。这大约就是这部书40年来依然经久不衰的原因吧。夏志清也多次谈到他在解读作家作品时的心态问题。他在《小说史》中说：“后来我见到更多来自大陆的学者、学生，他们尊重、喜爱我那本《小说史》，正因为我写了自己的评断，不像大陆原先所能看到的正统文学史著作，对所有现代作家的评断差不多都是一致的”。“我坚信文学史家应凭自己的阅读经验去作研究，不允许事先形成的历史观决定自己对作品优劣的审查”。这里“我自己的评断”，“自己的阅读经验”，说的不正是一种个人的、自主的阅读心态吗？他在近年的一篇访谈录中说得更坦率、更有趣：“其实，我也是根据自己的感觉，好感与恶感，来评价这些作家作品的”。“我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孩子，没有什么束缚，一下子就能看出她（指张爱玲）的伟大来”。（见季进《夏志清先生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这里所谓的“根据自己的感觉”，“没有什么束缚”，不正是一种返朴归真、随心所欲的“平常心”吗？
夏志清是一个有着深厚的欧美文学背景和修养的学者，其政治立场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使他得出了中国的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不及承袭基督教精神的西方文学“丰富 ”的判断；对倾向于宣传、说教的左翼作家和共产主义作家的作品也没有好感而心存“偏见”。他置身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的坐标系中，他不可能完全割裂同环境的复杂联系，这自然是他的局限。其实这种“局限”在我们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也更加可怕，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和作家作品评论，不是一个时期就是一幅面孔、甚至有截然相反的评判吗？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夏志清。事实上，夏志清在理智上对中国文学和作家作品有“偏见”，但通过他的深入研究，他在感情上则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是极为伟大的”，对绝大部分左翼作家如茅盾、张天翼、丁玲、吴组缃、蒋光慈等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实事求是”的评论。
更弥足珍贵的是，夏志清也许意识到了自己的理论背景和政治立场所产生的局限，因此格外珍视自己的“平常心”——即作为一个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直观体验。坚守严格的艺术尺度，努力不受各种理论和思潮的干扰，对文学发展和作家作品作出了独抒己见的评判。正如他说的：“其实理论未必是好东西，看多了反而没有好处。你在看理论之前，如果没有相当的积累，反而会被理论牵着鼻子走”。用“平常心”阅读文学，用他自己的标尺去衡量文学，使他真正走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隧道深处，看到了其他文学史家没有看到和被忽略了的东西，看到了他喜爱的作家身上的缺陷和他不喜爱的作家身上的优点。这倒在一定程度上校正和消解了他的思想“偏见”，使他的评论具有了一种“国际视野”的特质。他又用自己旗帜鲜明、感情充沛的如椽之笔，营造了一部个性鲜明的现代小说史。譬如对鲁迅的论述，他的评价显然不足，且多有偏颇。这也是他最受左翼评论家诟病的地方。他是站在纯粹的文学的角度来解读鲁迅的，却没有看到鲁迅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政治上对中国文学和一代一代作家产生的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这是他的失误。但他对鲁迅创作道路和作家作品的解读，却时有真知灼见。如他说：“《呐喊》集中有几篇根本不能称为短篇小说”，《故乡》“颇像一篇个人回忆的散文”，《社戏》“是一篇关于作者儿时的美妙叙述”。他还说：《阿Q正传》在艺术上是有缺陷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关于鲁迅后期为什么中断了小说，而专写散文、杂文，夏认为这标明了鲁迅：“创作力的衰竭 ”，是“小说家可悲的没落”。我们对鲁迅确实“神化”了，他的局限和失误我们往往视而不见，仔细想想，夏志清的话是有道理的。譬如对曹禺上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雷雨》、《日出》和《原野》三大剧本，我们的文学史向来是奉为“经典”尊崇的，而夏则认为：“他的剧本一直未能以成熟和朴实的笔法去表现生活，这暴露了他的粗俗。曹禺一本正经地引用命运、遗传律、弱肉强食的自然现象和阶级斗争以增强他剧本的戏剧效果，但是这种拼凑只表示他自己缺乏一种个人的悲剧视景而已”。这一评判未必百分之百的准确，但他的确从一个新的角度击中了这几个剧本的“要害”。夏志清对他偏爱的作家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的。譬如他断然地说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集》是“索然无味”的，又说他的文学观是“狭窄”的，话虽简单，份量却够重。再如对沈从文，他批评《月下小景》等小说：“耽溺于理想主义的境界”，“写出来的东西与现实几乎毫无关系”，是对“事实不负责任的态度”。对沈描写都市生活的小说，批评说：“讽刺性越明显的越不成功”，“说教说得太明显”。这些脱口而出、掷地有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中能看到吗？
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究竟有没有一个严格的、普遍的标准呢？我们也许口头上会说“当然有”，但内心却不免疑惑。因为这样一个标准太复杂了，执行起来也太困难了。而夏志清却明确地宣称：我“坚持每种批评标准都必须一视同仁地适用于一切时期、一切民族、一切意识形态的文学”。“对优美作品的发现与批评，永远是我的首要工作”。他没有专门谈过好文学和坏文学的标准问题，但从他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判断中，我们大略可以揣摸得到。那种深邃地表现了人生、人性、心理和情感，具有人文关怀和宗教精神，在艺术上有天才性的创新的作品，他认为就是优秀的、杰出的文学；而那种宣传的、说教的、滥情的，在艺术上缺乏个性和风格的作品，他认为就是低劣的文学。很显然，这样的艺术标准是在欧美文学和文艺学的背景下形成的，是带有夏志清个人倾向和偏爱的一种艺术标准。而要运用这样的艺术标准，就要摆脱各种理论的束缚，摒弃约定俗成的评判，用一种“平常心”的心态感受文学，用“细读”文本的方法把握真谛，从而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来。譬如对茅盾，夏志清还是尊敬有加的，但他对那部众口称赞的《子夜》却不大认同，而对《虹》、《春蚕》、《霜叶红似二月花》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譬如对巴金，夏对他前期的《家》、《春》、《秋》等有广泛影响的小说多有批评，却对他后期的《寒夜》格外青睐，认为是一部“最伟大的爱的故事”。坚守艺术标准，不为尊者讳，也不因定论惑，显示了一个文学史家的良知和风骨。对作家作品要作出精深的判断，不仅要有坚定的艺术标准，忠实于自己的直觉感受，同时要下苦功夫“细读 ”文本，博览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多数文学史家和评论家做得是远远不够的。夏志清远在美国，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资料远不及国内齐全，但他在搜集资料、“细读”文本上下的功夫，实在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譬如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最初的阅读不够深入，论述时的评价就不够。后来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对他的论述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夏志清再一次细读了文本，纠正了自己的错误，重下结论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譬如对丁玲，夏在《小说史》中也多有指责，评价不足，之后他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丁玲的评价有失公允”，原因就在自己对她早期和延安时期的短篇小说关注不够，如果当时“细读”了这些作品，他对她的文学成就便会作出“很不一样的描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勇于坚持原则，也敢于修正错误的可敬可爱的学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