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印度]帕萨 查特杰 著，田立年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相对于国家而言的社会究竟是什么面目？是公民社会的体面集合还是一团乱麻让人难以辨识的大众政治场？发达民主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存在明显的区别？查特杰的底层研究表明，那种体面的公民往往是稀缺的，公民社会多少也显得虚无缥缈，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往往是由底层人的政治斗争支撑起来的，因此只有关注底层，才能够更好探寻现代国家之路，研究底层的意义就在于此。
作为底层研究主将之一的查特杰的《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以下简称《政治》）一书，已于国内出版。该书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作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舍夫纪念讲座上的三篇演讲组成，可以视为查特杰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一个系统批判，和在印度语境下为公民社会的不足寻找补充的一个探索。第二部分针对9·11事件以后世界政治的变化进行观察与分析。
在对这两部分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来说明一些落后国家在独立后所浮现出的新的民主空间与形式，尤其以印度社会为例，印度的民主制度是殖民时代的遗产，至今已有过百年的历史。但印度的民主与西方式民主在本质上并不一样，因为印度种性制度和性别差异长期存在，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只有形式，真正实现可以打破这些不足的力量在底层。查特杰指出在印度除了国家和公民社会外，还存在一个一些边缘化的群体，而这些群体既不是国家又不是公民社会的群体，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定为非法的，或者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因此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不断地与国家和公民社会周旋。在周旋中，他们的目的不在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公民社会的领导权，因而开启了一个中介于两者之间极为不稳定的暂时性空间，称为政治社会，在政治社会中孕育着新的民主形式，政治社会对社会转换与民主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因素。
印度的政治社会是怎样形成的？根据作者的介绍，主要源于农村饥荒、战乱等一系列因素，农民不断地向城市涌入，形成了一种川流不息之势，他们在公共或私人的土地上居住下来，也得到了政府当局的默认，因为不让他们在这里住他们还能去哪里？后来由于政治社会中的负面作用不断增加，危机到城市的秩序，政府也多次希望赶走这些非法住居者，夺回对这些地方的权利。但是随着居住的居民越来越多，特别是他们身份和处境上的一致，使他们就各种利益问题达成了一种共识，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利用各种非正式的手段与当局斗争。在政府多次行动无效的情况下，当局转换思路开始利用这些居民，因为贫民窟中的非法居住者手中掌握的选票是不同政治派别争相利用的重要资源，他们也对此加以策略性地运用，从中获得利益。但是这些居民基本上是被排除在正规的政治参与之外，最多不过是成为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在权力分配完成后，继续被统治。归根结底，他们的利益没有在政治生活中真正被代表，他们是游离于公民社会之外的，是被精英利用的对象。在底层研究中，查特杰认为“长期以来，印度民族主义的历史观长期被精英主义所控制，其中既包括殖民主义精英主义，也包括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精英主义。”[1]这种历史观也使得底层民众成为了社会中的边缘人，成为社会中可有可无的弱者，底层史观的目的就是要反对这两种精英主义重新为他们建构自己的历史，从而对整个国家树立一种自我的感觉。
在印度种性制度的长期存在，也是殖民统治的工具，在殖民主义的干预下不断强化，使得国家权力长期掌握在少数的上层种性的精英手中，民主推进的相当缓慢。而底层民众代表也在被这种精英史观所同化，在为女权争取议会代表权力的努力中，落后的种姓领袖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他们害怕上层种性会乘机剥夺他们的代表权，于是我们发现西方意义上民主的机制的完善在这样的混杂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
在思索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时，他又上升到全球性的权力制度层面上，他认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给世界各国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尤其是美国金融资本的扩张，使得美国几乎控制了整个世界经济。全球经济由此而连接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世界被纳入了美国所建立的帝国体系内。美国对任何国家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并不需要申请他国的同意，也不需要经过维护世界和平的联合国。他们的任何军事行动都自称是合理的，都是为了维护帝国的秩序。尤其是9·11事件后，借助反恐来维护世界和平的接口，到处实施军事化行动，但是在军事行动后，并没有将自己的国旗高扬在他们的首都上，而是尽快地撤回军队，这表明在帝国的疆域内，只有唯一的主权，军队在这里充当了世界警察的角色，所有的干预只是稳定帝国的秩序，在这里只有一个规则：势力最强者说了算。
恰是帝国主义这种强势的精英理念，使得在完全殖民地化的语境中，来自本土的种种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学术解说，都被殖民者打上了它者的烙印。而那些属于殖民地国家自我的原本就很微弱的声音，在强势权力的逼视之下终至于消失了。因此后殖民时期的人民由于以前的种种殖民主义的影响，仍然在生活他们的阴影中。印度本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固然与本国的底层阶级面对着共同的殖民者敌人，可与此同时，这些民族主义精英在教育程度、生活习性乃至思维方式、言说方式上，都与来自西方的殖民者而不是本国的底层人民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他们治理手段与政治体制仍然没有摆脱西方国家的影响，而在这种发展中的模式下已经难以脱离帝国的体制重建自我，除非有革命性的颠覆。而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后，谁有能力发生大规模的革命，颠覆他们设计的体制呢，统治者只能与帝国合谋以希望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
在这种情境之下，于是作为底层研究的群体从学术层面开始排除精英主义，那么只能从底层着手，底层是唯一系存着希望的地方，在这里本土学者不断参与发起向精英主义挑战的底层研究。选择底层，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带有很强的反精英主义的倾向，主要的还是底层对当前社会政治的影响，在《政治》中我们可以看到底层民众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在底层群众的不断努力下，印度当局已经在帮助改善户棚区的生活环境，并希望他们可以选举代表形成组织更好的管理自己。这高度显示了底层的力量。而另一方面被忽视的是政府对他们的利用，利用底层精英更好的维持统治。这样不断同化底层把他们纳入国家治理体制中。这种精英控制暗合的当代权力统治的一种新形式，即福柯所说的“国家的治理化”，在这种统治形式的背后，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从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向国家许诺为居民提供幸福生活的转变。在印度这样未经资本主义充分演进的后殖民国家，公民社会的规模是有限的，所以公民社会的政治范式必然滑向少数精英对大多数人的治理。
那么追求民主的努力最终会化为灰烬，所以查特杰认为，虽然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它也并不是一个理想型的标准，大部分世界的国家都具有自身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尤其在新独立的国家中，很多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轻易套用西方的民主是不合理的，我们如果关注那些还未进入残缺民主模式的群体，发现大部分世界的底层人民正在发现新的方式，根据这种方式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改如何被治理，人们正在学会，同时也在迫使他们的统治者学会，他们愿意怎样被统治。这正是底层研究者所努力寻找与支持的，他们不希望自己永远生活在“他者”的治理模式与眼光中，而希望以底层社会的研究来实现本土化的治理模式，探寻一种适合发展中国家自身历史特征的民主模式。
按照《政治》的思路，就参与其事的印度本土学者而言，底层研究的故事就呈现出了这样一条并不十分清晰但又的确存在的线索展开：通过（有着殖民地经历的）民族国家内部历史研究中的“底层史观”对精英主义的反抗，折射出殖民地本土学者对殖民者世界学术霸权的抗拒，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转而用民族国家内部历史的形式表达出来[2]。在《政治》中最为明显的体现了这条线索，通过分析了印度户棚区底层民众与精英治理者的政治斗争，折射出查特杰寻找本土经验反抗学术霸权的努力，又以大多民族国家所遭受帝国干预的例子，表明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的力量。这种全球性的制度权力扩张改变了国家的治理，从而迫使大众改变政治的声音，也启示他们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社会和民主模式。
这一解释路径同样适合理解中国，公民社会理论在中国一度盛行，背后隐藏着的是创建一个掌握资本的人群以便与权力分庭抗礼、为现代民主制度奠基的梦想。这个梦想现在已经可以宣告失败了，一个独立的精英层并没有产生，而是催生了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与此同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下岗职工、农民工、城市底层劳动者们的诉求在既有的政治体系中越来越难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社会”理论对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或许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帕萨·查特杰： 《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田立年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 李里峰：《底层研究·他者眼光·历史的多种可能性》 ，《读书》，2002年第1期。
刘涛 ：郑州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