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先后在艾奥瓦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任教。曾有人评价说，当代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能像他这样引起公共论坛的震撼。他的文章忠于事实、风格特异，又平易近人，每部作品的出版总会引起极大轰动。
他对自己的研究和作品这样评价：
我最近的大多数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回归到探讨民主是否还有前途的问题上，我想有许多人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如今的美国人对未来远不如以前那样乐观了，而且有了更充分的理由。诸如制造业的没落及其导致的失业率升高、中产阶级萎缩和穷人日益增多，犯罪率不断上升及毒品的泛滥，还有城市持续衰败等各种各样的坏消息层出不穷。这些棘手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之道，大部分政治议程也没有将这些问题列为解决对象。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都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界定这些问题的精英们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见第一章)。我们的政治不切实际而且矫揉造作，这既是其脱离日常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显示出人们心底的一种信念，即真正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当乔治·布什第一次在超市的收款台看到电子读码器时，他感到非常吃惊。他的惊奇就像一道闪电划过，凸显出特权阶层和其他国民之间的鸿沟。特权阶层始终存在，美国也不例外，但是，特权阶层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危险地脱离它所处的环境。在19世纪，富裕家族通常是几代人固定生活在某一区域。在美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这些家族固定的居所显示出了一定的延续性。古老的家族(尤其是在较早的海滨城市)之所以得到尊重，就是因为他们逆势而行，拒绝迁徙而选择扎根于斯。他们对私有财产神圣权利的坚持是有限制的，即财产权既非绝对的也非无条件的。拥有财富意味着要承担公民义务，图书馆、博物馆、公同、管弦乐队、大学、医院和其他公益设施便是上层阶级慷慨济世的诸多功德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