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个十六世纪冒名顶替案?
《木腿正义》最醒人耳目的首先就是书名了，这也是正文首篇的题目。尽管文中加注副标“读一个十六世纪冒名顶替案”，外行如我，也实在不明所以。细读之，才知道先生行文高妙。故事来源于十六世纪的公案小说《假马丹行传》，木腿是主人公马丹的借代名，而冯先生的“正义”指涉的是法律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这对矛盾。杂糅的学术背景和齐全的知识装备，使得冯先生有能力在学科的互见中，洞见各自优劣并寻找现实利益最大化。一方面，法律与伦理的冲突往往在追求尖锐矛盾的文学文本中出现，此为文学中的法律；另一方面，如果按照文学文本的解读策略阐释法律文本，则法律解释的两个前提——文本含义和立法意图的可确定性，必然不复存在。因此，重要的不是解决二者的感性/理性对立，而是借用文学的种种理论工具，发现法律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话语操控问题。
“‘法律与文学’，因而也是关于资本主义法治本身何以可能，又怎样终结的纠问。”在代序的结语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位学者对于法治现代化和中国化的深刻反思。可以说，冯象先生在本书上编中着意探讨的“法律与文学”关系，均没有离开“木腿正义”这个故事原型，通过中国本土案例，展示法律的普适主义倾向以及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与民间法的关系。
冯先生素来不爱做“孤文”，恰又发现近年发表的散件多可与《木腿正义》中的“法律与文学”两个题旨相契，于是有了增补的想法。新书收文自1987年迄今，整二十年，在冯先生看来，“大略可以算作揖分读书心得和思想轨迹的记录”。在《不上书架的书》（见《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中，冯象先生曾举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四本书，即《史记》、《共产党宣言》、《神曲》和《圣经》。第一本多少了融合了身世境况之感喟，而余下三本的初衷竟然皆出于外语学习和翻译的需要，不能不说，冯先生的确是热爱翻译之人。在云南下乡时，他自学英语和法语，每月将作业寄至杭州，烦请姨夫王承绪（曾留学英国八年，精通数门外语）批改；后来开始研读《圣经》，并对古典语言（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授业李赋宁先生，专治中古文学。在《“蜜与蜡”的回忆》中，冯先生白描了当时读古英语的情境，治学之谨严，态度之端肃，足以让今日做翻译的匠人们汗颜。文中另有一处颇为精彩，即写去图书馆查阅特尔图良，圣杰罗姆等教父的拉丁语原著，看到发黄的借书卡上只有一个遒劲的签名——钱钟书。尽管冯先生在此点到即止，了无骄矜，而两辈学人的“美与智”端的教人肃然起敬。
装备精良如斯，谈到翻译《圣经》，冯象先生仍难免叹一句“智慧始于畏惧”。从2002年开始，仅有《创世纪》单本问世，足见活计之精细。之所以重译，并非出于宗教需要，而是将《圣经》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经典来看待。一方面，旧译颇多谬误，有损《圣经》原旨和作为文化读本的形象，另外一方面，《圣经》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核心理念、法律原则和文化价值的渊薮，已经内化为资本主义赖以维持其全球统治的必要条件，因而只有重建或者厘清西学学统，才有可能为当下中国找到正确的评价体系。
刘小枫和冯象同样给中国读者讲亚瑟王的故事，只不过前者的亚瑟王是空降到中国的，他只看到传教士明恩浦笔下的中国脸谱却无力承接他的悲悯，而后者的亚瑟是从卡米洛城一步一步走近中国的，他深切地知道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不能抗拒的东西，正包围着这个古老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