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德鲁克的管理典籍很多，从叙述重点上看，此书有一点不太相同——较多地涉及了对德鲁克作为管理学家、以及其它各方面专家的心路的多角度评述。（出版商所谓的"大师中的大师的内心世界"的广告词，有点浅薄了，我认为这还远远谈不上。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不太容易了解的，何况是“大师中的大师”。所以我只说“心路的多角度评述”。）
政治无用论。“在德鲁克的逻辑中，隐含着一种社会／经济决定论的推论：“20世纪的动乱根源不是政治革命运动，而是大规模生产；“工业化”将中止种族隔离现象；“政治机构的上层机构”不能解决工业化社会的“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源自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德鲁克所称的“企业的社会组织”。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论文中，德鲁克写道：“如果说，20世纪证实了一件事，那就是让我们看到了政治的无用。”政治革命或政治改革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唯有依靠社会与经济力量，“像受到飓风吹袭的海洋表面下的暗流”，才会产生真正的改变。
有意思的是，我在撰写这一则书评时想到——另一名当代著名的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的著作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说法。比如：美国号称世界上实行“民主”制度最彻底的国家（汉迪认为美国的制度并非当今世界‘最好’的制度），但国民中有一半的人口，不参加投票，因为他们认为投票不一定能够符合他们的意愿，而且即使投票结果是符合自己的要求，但执行的无效，也往往使投票成为无意义的举动。他们认为，不如让市场和法律来决定分配，而不是由政治来决定。
知识在经济中的新角色。知识如何扮演经济体系中的主要角色呢？在这之前，我们所理解的知识一直与一个人的“所是”(being)有关，德鲁克写道：“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知识突然变成与我们的‘所做’(doing)有关。(德鲁克在另外的场合说道，‘行动比知识重要’——笔者引注。) 知识变成效用及资源。这个社会正逐渐走向知识型社会，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认为这是20世纪这最重要的事件。我们明显正处在这一转型期当中。”德鲁克预言说“一直要到公元2010年、或2020年，知识型社会才有可能完全转型成功。但我们已看到全球的政治、经济及道德形态已有很大的转变。”今天是个别的知识工作者，到公元2020年则是知识型社会。（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年）
知识型社会的两大挑战。一个经济层面的，另一个是社会层面的，都是关于“财富权力”的。德鲁克说：“由知识工作者掌控的社会，将出现一种新的‘阶级冲突’，一边是人数较少的知识工作者，另一边仍旧是依赖依赖传统方式谋生的大多数人......知识型工作的生产力（目前仍然偏低）势必成为未来知识型社会的‘经济性’挑战；而非知识型服务工作的生产力，将逐渐成为知识型社会的‘社会性’挑战。”
让我很震惊的是，与德鲁克的观点类似，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深刻地指出：“官僚权力的等级制，其实质是‘知识的等级制’”。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