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来说，现代教育的宗旨究竟是为了选拔人才、培养精英，还是为了开启民智、培养公民？就个人而言，受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找份工作、抢碗饭吃，还是为了让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另外，学校与社会、学校与教师学生的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应该怎样处理？也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慎重对待。这些问题也许太大，一时难以澄清；但是看看当年八位大学校长(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的教育理念、办学方针、行为方式和人格风范，相信会找到正确的答案。”
这正是《八位大学校长》一书作者智效民竭力想告诉我们的答案。八位大学校长中除了任鸿隽及胡先骕之外，其他几位都是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大名鼎鼎的一流人物，他们的业绩不仅成就了他们主持过的大学，而且也曾深刻地影响过那个时代的一般知识分子。按照作者的分析，这些大学校长留给今天的宝贵思想财富有：一是懂教育，既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又能摒弃官本位意识；二是对学生负责任，注意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防止把学生变成不会思考的机器，鼓励学生实行自治；三是重人才，不仅礼贤下士，而且崇尚无为而治，坚持教授治校；四是无私心，有魄力。
《八位大学校长》中讲述的故事很有趣，也与今天大学面临的问题相类似，尤其是不太为今日读者所熟知的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的故事更值得提出与读者分享。
罗家伦是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文化要员，先后受命担任过清华和中央大学的校长，后来到台湾担任过“国史馆”馆长。他在1928年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年仅30岁。正是这种年轻优势，使他在短短的两年中为清华后来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清华由外交部主管的“部属院校”升格为“国立”重点大学是他的功劳。不过他在这一升格过程中并不像今天的大学校长那样着力于“跑马圈地”，扩大规模，他的精力用在聘请和培养师资方面，他的观点是：“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第138页）先后经他聘任的著名教授有杨振声、冯友兰、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翁文灏等40余人，极一时之选。罗家伦在创建“国立重点大学”时的另一个重要看法是要有好的图书馆，藏书要丰富，图书馆一定要造得坚固，造得讲究，使人进去读书时舒服，至于学生宿舍则一定要朴素，乃至于不甚舒服。必须如此，学生才不愿意老躲在宿舍里“高卧隆中”，而乐意到图书馆。（第145页）相比今日一些大学将学生宿舍建造成可以“过家家”的豪华公寓，高下立判。
至于任鸿隽，他在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短暂过程中也操作过大学升格活动，同样，他的精力不是放在“跑部前进”或增加学生的负担上，他的目标是“把川大办成一座规模宏大、师资设备齐全、有国内第一流学术水平的综合大学”，但他同时却宣布将学生的学费从20元降到12元。（第174页）这一点恐怕是现在任何一所大学都不愿为的事。
关于胡先骕，《八位大学校长》中也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而与今日大学甚为切合的故事，比如学位问题。今日差不多的大学都规定非博士莫入，见诸各种招聘广告的一定是“年龄五十岁以下，博士学位，教授”，于是当今中国的怪现象是人人都想弄个博士当当，官员中不乏假博士，而竟有当了博导还要读博士的奇闻。其实，自从中国有了现代学位制度之后，就一直存在着这种“学位崇拜”，不过真正有本事的大学校长才不会被这种崇拜所束缚。蔡元培即是一例，他聘请过一大批没有学位甚至没有学历的人到北大任教授（比如被请去当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什么过硬的“学位头衔”），不是降低了北大的品格，而是为北大创造了一段难得的辉煌。而胡先骕作为术业有专攻的著名生物学家，他太知道一个学位的含金量和实际价值。他认为，区区博士学位所进行的研究实在有限得很，博学硕儒如严复、梁启超等人何尝在外国大学得到过博士头衔？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所以他在主持中正大学时，并不以是否获得博士学位作为聘任的标准，而中正大学又确实在他的主持下办成了“国内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