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户经济研究领域，经济学处于学科绝对霸主地位；然而，即使在经济学学科内部，学者们对农户经济，尤其是传统农业中的农户经济、是否应该采用经济学常用的“经济理性”和“利润最大化”的分析工具进行研究，仍旧分歧较大。舒尔茨等学者坚持用“利润最大化理论”对传统农户经济进行分析，而恰亚诺夫一派则力主“利润最大化理论”只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雇佣劳动农场内，传统家庭劳动农场应该使用独特的、适应其社会结构的其他社会理论进行分析。
为了解决这一争端，经济学史学家卡尔·波拉尼（1957）明确提出经济学的两种分析视角：“形式经济学”和“实体经济学”；“形式经济学”蕴含“目的—手段”关系的逻辑特征，它涉及具体形势的选择规则，也就是说，行为主体要针对不同目的对稀缺资源手段进行选择性（理性）安排。“实体经济学”指涉行为主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交换，以求获得物质需求的满足，它隐含人的生活对自然界、社会及其同伴之间的依赖关系，不强调“选择”和“资源的稀缺性”，而是突出行为主体的“需求”和所处“环境”。形式主义者假设在任何历史环境下，个体都是自利的、理性的；实体主义者认为个人“自利”的概念在文化上具有特殊性、不能广泛应用于人类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在传统社会，社区的紧密性、熟识性、稳定性和同质性特征决定“传统”、“习俗”和“伦理”是塑造个人行为的根本性因素。
利用“形式经济学”和“实体经济学”概念，卡尔·波拉尼对传统农业中的农户经济行为提出自己的观点：“形式经济学”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和分析方法之上，以根据供求规律而定出价格的市场的存在为前提；这种方法运用到前市场经济体系中，实际上等于强行把“功利的理性主义”世界化，即，把世界上所有人，都等同于一个追求经济合理化的“功利的原子”。波拉尼提倡用“实体经济学”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经济行为根植于社会关系，而非取决于市场和追求至高利润的动机。[18]黄宗智（2000）接受波拉尼的概念，在其作品中指出：舒尔茨、利普顿、帕金等属于典型的经济学“形式主义”观，而恰亚诺夫和斯科特则属于经济学“实体主义”派。但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实体主义”流派，“都犯下了把部分因素孤立化和简单化的错误。……舒尔茨把充分竞争的要素市场作为分析‘小农经济’的前提，而对于这个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则一字未提”；恰亚诺夫把小农经济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看作互不关联的二元对立的实体，“没有考虑小农经济本身发生商品化的可能”，进而指出“在我看来，继续坚持某一方面的特征，而排斥其他方面是没有意义的。”[19]从黄氏起，农户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开始显露出综合的迹象。?
此后，经济学者们在具体研究农户经济时，不再单纯坚持“形式经济学”和“实体经济学”的立场，而是更加注意理论与现实社会结构的结合，并在对前人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中，创造出更具综合性的新农户经济理论。“风险厌恶理论”在继承“形式主义”观“利润最大化”的衣钵的同时，对其忽视“社会结构”的约束性作用的不足加以修改，引进了“风险”和“不确定”概念，形成了更具包容性的“风险厌恶理论”；“农场户”理论则在继承“实体主义”观的“家庭劳动农场”理论解释的同时，增加“形式主义”对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经济理性计算”的成份，从而使其理论也更具解释力。
显然，“农场户”理论一只脚扎根于“新家庭经济学”的土壤里，另一只脚却伸进“家庭劳动消费均衡”理论的河流里打捞自己需要的东西，因此，它的综合性使得其适用性更为广泛。然而，这种理论首先假定了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在这样的市场中，家务劳动可以采用市场工资标准进行评价，同时，忽视了社会中“风险性结构因素”的存在。显然，在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市场内和在男权制统治下的性别劳动分割市场内，家务劳动常常是被无条件赋予女性，这些劳动分配仅仅出于使用价值、很少出自“市场交换价值的”的考虑；同时，“风险”与“不确定性”恰恰构成了“农业经济”区别于“工业经济”的一大特色，一旦考虑社会中大量存在的自然风险、粮食市场风险、农业政策风险、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带来的就业风险等，“农场户”理论也就驻足不前了。
并非所有的农户经济理论都忽视“风险”问题，风险厌恶理论假定：农户是风险厌恶者，农户的风险厌恶阻碍了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随着收入和财富的增长而下降。显然，“风险厌恶理论”长于“利润最大化”理论的地方在于其“风险假定”，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该理论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且主要被西方学者用来进行实证分析，它所限定的风险范围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下的“市场风险”，尤其是“价格风险”，对于社会结构带来的众多风险则常常视而不见，尤其是转型经济下的政策风险和不完善市场带来的“就业风险”和“其他风险”较少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