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富裕社会”概念的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去年刚刚去世，享年97岁。他一生著有30余部作品，1958年出版的《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译丰裕社会），堪称其中最著名的。它迫使一个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财富价值观，因而被视为可以和《有闲阶级论》、《孤独的人群》、《权力精英》等相媲美的美国现代思想经典。
深具历史感的加尔布雷斯写道，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内，“冻饿和疾病”威胁着几乎每一个人。“贫困是一个世界上无处不在的事实。然而我们明显摆脱了它。”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人们一扫对大萧条卷土重来的恐慌，经济呈现一派繁荣之势。20世纪30年代，美国平均失业率高达18.2％；到50年代，只有4.5％。1946年，仅仅8000个家庭拥有电视；到1960年，90％的家庭都看上了电视。
然而，在这种富裕当中，加尔布雷斯却看出了问题。他写道：“开着桃木内饰、配备空调、动力转向和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的家庭，穿过了坑坑洼洼、垃圾遍地、建筑破败、广告林立和到处拉着乱七八糟电线的城市，到达了被商业艺术遮蔽不见的乡村。”书中提出一个二元命题：“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秽”(private opulence and public squalor)，意思是说，美国市场上虽然充斥着消费性商品，但社会服务却相当贫乏，发展起来的经济并未适当地满足社区需求。
关于私人富足，加尔布雷斯认为，经济学向来关心短缺，而现在，基本需要已得到广泛满足，消费者变得厌烦充裕，被下一步想要的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弄得糊里糊涂；在此情况下，消费者容易接受广告和推销的宣传，人为地产生某些兴趣和偏好。这样一些兴趣和偏好是通过唤起人们最低级的本能、欲望和不安定感而蓄意制造的。他对消费主义大肆攻击，指责消费者借贷过度，严厉批判大企业对于社会和市场的过度控制，强调私人财富的过度累积会牺牲公共利益。
关于公共贫困，加尔布雷斯坚持说，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公路、学校、卫生、低价住房、警察等等）得不到资助，是因为存在一种传统的（虽然是不合理的）观点，只有私营部门才能生产财富。然而，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恰恰是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人们一旦有了栖身之处，就需要干净的街道；企业不仅需要物质投入，更需要受过教育的劳动力。
私人富足和公共贫困的鲜明反差，是加尔布雷斯终身坚持的看法，直到2000年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说：“我们担心什么？我们担心我们的学校。我们担心我们的公共休闲设施。我们担心我们的法律秩序和公共住房。所有这些显示我们的生活质量的因素都处于公共部门的范围内。我们不担心汽车的供应。我们不担心食品的供应。私营部门生产的东西供应充足，而依靠公共部门做的事情却存在广泛的问题。如同我在《富裕社会》中讲到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肮脏的街道和干净的住宅并存、破烂的学校和昂贵的电视同在的世界中。”
对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中痛斥美国经济政策，要求少强调生产，多注意公共事业的理论，一直众说纷纭。加氏本人身体力行，帮助约翰逊总统完成了“大社会”计划。他深信国家必须在市场中扮演积极角色，希望在富裕社会里将社会平衡置于经济增长之前，为此毫不含糊地要求帮助低收入阶层。约翰逊政府提出“对贫穷开战”的口号，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被指定阅读《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对20世纪60～70年代的政府广泛扩张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到了80年代，撒切尔、里根的“小政府”粉墨登场，里根的一句名言成为这个流派的旗帜：“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的根源。”加尔布雷斯提倡的所谓“新社会主义”，包括住房、医疗和交通设施的公有化，在自由经济高奏凯歌的今天，已经被视为过时的东西。在他去世之时，没有多少经济学家同行把他归入一流经济学家之列。
加尔布雷斯的“富裕社会”的确忽视了一些事实。首先，他低估了消费者追求地位、满足欲望的动力，广告和推销进一步发掘了这些动力，而不是造就了它们。正像萨缪尔逊所指出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美国人在富裕以后，却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勤劳、更辛苦、工作时间更长了，因为他们要努力满足他们新的更高欲望。所以，“经济学仍然必须和短缺相周旋，把短缺作为一个基本的情况。”
其次，加尔布雷思对私人富足与公共贫穷的现象作了有力的阐发——在社会中，私有资源通常干净、有效率、维护得很好、而且质量上不断提高，而公共空间则肮脏、过度拥挤、而且不安全——但其结论却失之片面：我们应该将更多的资源转到公共部门。很多私营部门的商品和服务值得欢迎，而大量公共部门的商品和服务与其说是社会平等的建筑师，不如说是制造社会分裂的机构。加尔布雷斯从未提出，一个混合经济最终应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被恰当地混合。
然而，加尔布雷斯的遗产仍然不可轻视。在很多地方他目光如炬，例如，他提前10年预告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到来。他问道：“增加了的生产和增加了的效率果真能够平衡它们对空气、水和乡村空间的影响吗？”他对是否要接受“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幸福的指标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也抱有深深的怀疑。
这些看法对于开始追求“绿色GDP”的中国尤为至要。并且，在杨鹏那篇广为传播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转变》的文章中，其所持的“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的论点上，也很容易窥见加尔布雷斯的影子。至少，对于所有中国学人，加氏那种寻求安抚苦难者、折磨舒适者（“尤其是当他们舒适地、满足地、甚至幸福地犯错时”）的精神，可以永为他们的典范。“让所有心怀关怀的人联合起来吧，”加尔布雷斯要求说，“富裕的仍然富裕，舒适的仍然舒适，但穷人会成为政治体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