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刚刚上大学，终于可以扔下教科书，随心所欲地看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作品。第一次阅读《万历十五年》，来自师兄的推荐，这本书刚刚在中国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但这部作品已经成稿近20年），已经获得知识界诸多好评的声音，我的选择，更多是知性和智性上，或者说基于对海外华人（或曰汉学家）对我国人和事的看法。当时阅读有一个时髦，总是关注汉学家是怎么看待中国的，比如一些人就认为，中国的历史是由外国人来书写的——他们说的是《剑桥中国史》系列，黄仁宇作为主要的撰稿人之一，其单行本获得知识界的关注，并不足奇。再之临近世纪末，一种观点认为，下个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就要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中国怎么可以这样，怎么会这样之类的问题。
1998年，在我个人的经验里，中国被纳入世界的步伐，也仅仅是互联网已经在中国开始商业化，中国正从科技的一面与西方全面接轨。是年，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界抬头尤其频繁，而到了1999年，五四运动已经80年了，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我不得不再次关注“德先生”与“赛先生”，当“赛先生”互联网在经济的促动下已经演化成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科技时，“德先生”却依旧羞答答迟迟不揭开面罩，我但是还乐观地说，也许再过一些年，我们总会看到“德先生”的庐山真面目。
10年之后的今天，已然是我最后一个青年节，个人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的重压以及感情的几度崩溃，终于在还是在深夜再次翻开这本成书30年的《万历十五年》，所感受的东西也不是以前哪种忧国忧民的冲动，而是获得胸襟之开阔。黄仁宇先生谈及此书的种种，可谓心酸和波折，他的个人机遇，也有无数的苦闷，立场几度变更，这点，世俗得冷暖自知。如他所说，“风卷残云之后，我自己已步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寻人生意义的趋势。”大历史观，就是一种作者个人经验和眼光的放大，要给历史以时间和度量，“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在功利层面上，我获得的感受是，不要再去斤斤计较那些小小的个人得失，史学家以三百年为一线，个人便以十年为一线，讨论下自己的得失问题。一个普通的书写者要怎么去面对历史，或者说一个普通人要怎么去生活？刚好阅读一台湾著名文案女作家李欣频的《十四堂人生创意课》。她提倡大家每人都写一份详细的对于未来十年人生的描述表单。比如职业，生活状态，经济状况，兴趣，休闲活动。一天以及一个星期的生活样子是怎样的。等待下一个十年到来之后，翻看这份详细的表单，细对一下自己的人生十年期望达成了多少，未完多少。在BLOG盛行的时代，我也有记录的习惯，比如一些简单的账单，可以看出冷暖，一些数字化的日志，可以阅读到自己当时的转变与思考。
对个人来说，时间的表单随时有终究的可能，然后历史却不会如此。要怎么样对面对白纸的书写，要怎么样对那些密密麻麻的故纸堆作出判断？高下也自此而产生。
道德与制度：无法技术化的道德
黄仁宇先生说，道德代替法制，在明代而极。在他看来，书写万历十五年那样平淡无奇的年代，更能发人深省。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人，在道德和制度双重管制下，一个个都败北，万历十五年的传记，其实就是完败史。张居正是强人政治的代表人物，雷厉风行，独断而立，最后他成为道德的牺牲品；海瑞是个人道德的楷模，恪守本分，尽职尽责，但他最后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戚继光和李贽一武一文，各自在军事和文化上作出努力，留下了可传千古的经验与知识，但由于其高度的人格分裂，终究也是难善其身；申时行折合、温良、柔和风格，使人淡忘和追求其个人的才华究竟如何，作为一个断代史上的的过渡人物，申时行务实似乎是一种安慰，我有些怀疑，黄仁宇用“蕴藉”评价申时行史，也暗含着自己的寄托。政治上失去平衡，必然会带来更坏的恶果。
申时行发现，所谓的道德，其实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往深里追究，则成负担。管理一个大国，除了高调的道德口号外，更多需要是技术层面的支持，张居正和海瑞落败，显然是在于他们各执一端。时势逼出申时行，黄仁宇借申时行发出疑问：“难倒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做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这样的疑问，几乎可以作为一条通用法则，放到历史的任何一个角落去加以考察人事。
不难发现如下事实：一个苦读经书的人，并非他自己多么喜欢读书，也不是立志以学术为业，而是为了通过学术来获取名利。因果也罢，阴阳也罢，这样的互动关系在儒家教化下，已成为世俗社会前进的动力。取得功名的士大夫变成职业经理人，为老板皇帝打工，一起治理国家，根据成绩论功行赏，一切相安无事。但是为何又会出那么多问题？问题出在哪？黄仁宇给出的答案是，道德。嫂子落井了，要不要伸手去救？别人行贿的银子，要不要收？遇到心仪的女人，要不要一起找个地方喝几杯？宽衣解带的时候，要不要唠叨下“食色性也”？……太多问题纠缠，显得琐碎、累赘、拖沓，那些本来为功利这一单纯目的而走上仕途的人，反而丧失了追求功名的本身的目的，想流芳百世的却遗臭万年、想腰缠百万的却被抄家如洗，妻妾成群转眼变顾影自怜……道德是阳，权术是阴，但前者钳制后者，后者却是前者的技术，否则那些熟读经史的士大夫怎么会糊涂到临门一脚而忘记了孔孟朱之道？否则，也难以介绍源远流长的教育、教化之道，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其实不过是一种场合论。
万历十五年，道德问题的凸显，黄先生说，恰恰是因为，道德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它已然成为商品，“讪君卖直”不过是王婆的招牌货，“以德服人”流于形式，你以孔子之口，我还以孟子之道，再来个朱子之解，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连送的文案都要化技术为道德，还能指望这个庞大的帝国可以做什么？一拖一个时代很快就终结，而下一个时代，又如是循环。作为后来者，黄仁宇插播了欧洲诸国的情况，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太受累了那些死去太久的祖宗了，衰亡再也不可避免。黄仁宇先评价说，“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
吴思先生说，在高度的中央集权下，其实皇帝和百性都是冤大头。黄仁宇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述万历皇帝立太子的事，皇帝连自己的接班人都定不了，死后居然无法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从人的角度来说，令人无比同情。黄先生说，换作现代，皇帝完全可以诉诸司法程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万历既没有道德上的理由，也无法可依，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而虚伪的文官官僚集团，而在立储的问题下，张居正已经成为他身败名裂的把柄之一了。
文官官僚集团：
有一个令我个人非常困惑的问题是，为何那些靠无力打天下的皇帝，最后都要归结到文治来？难道仅仅是担心被夺权，或者说是所谓的黎民百姓?从历史经验看来，反到是那些诸侯割据，拥兵自立的时代，文化和思想会获得空前的解放。远的有春秋战国，近的有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
《万历十五年》里，站在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等人背后指手画脚的人，正是那群庞大的文官官僚集团，也就是那群“讪君卖直”的人。这些人熟读经史，自然明白朝代兴亡的内在逻辑，他们甚至可以觉察到，那些品质是永久不会过期的。表面看来，万历十五年间的那些前台人物的倒台，皆因得罪这些文官集团所致，可是，要找他们的胜利成果，却又无迹可寻。原因在于，他们反对的只是一个个人，一条条措施，却不是这个制度本身。
明代的文官官僚集团已经丧失了发展技术的能力，张居正的失败在于他过于冒进而得罪这个他一度依赖的集团，申时行选择的是向这个集团妥协，而海瑞则是照单下菜的大厨，思想家李贽固然发现了这一制度的弊端，但他选择的是向后看，历史向来如此，最后落脚到个人命运，却也难以独善其身。反倒是戚继光武的努力让人有些欣慰，但武的技术和精神却不被当局所容，并没有形成可以与文官一较高下的格局。他的价值，要往后看，才会觉得珍贵。
按照郭学信先生的观点，文官官僚集团是在大宋开始蔚为大观，宋太祖针对唐末五代武人政治为害天下的历史教训而作出的崇文抑武的选择，使宋代在政治上形成了“文德致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构架。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势下，宋王朝发展和完善了唐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抬高了科举选官的地位，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而完备的科举立法，由此导致了“取士不问家世”原则在宋代的实现，大批社会各阶层的知识分子通过考试竞争进入各级官僚机构，促使官僚集团的结构从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学士型转变，以科举起家的文人官僚基本上取代了世袭的世家大族成为社会新贵。在明代，洪武皇帝几乎出于同样的理由，收了天下之兵器兵权，之后废相，把治理天下交给笼统的文官集团。
也许令黄仁宇好奇的是，怎么会物质的发展居然没有在上层建筑上形成相关的政治制度？
按照今日之中国行话来说，文官官僚集团其实就是一个既得利益的者的组合，是真正的掌权者，要对这一群体动手术，非一般人所能及。从古到今，历史上不缺乏强人政治家，可又有几个取得成功？
20008年6月1日凌晨3点至5点初稿